1994年，布蘭頓發(fā)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fā)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xié)會東部分會執(zhí)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fā)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guī)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fā)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fā)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xiàn)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fā)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fā)，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yè)，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shù)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yōu)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lián)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tài)。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tǒng)稱為“IHFPR傳統(tǒng)”（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語言與文化；文化教學與培養(yǎng)語用能力的重要性；大學英語教學中掌握和運用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等進行講述，包括了語言表達文化、文化促進語言的發(fā)展、教師的課堂教學把隱含在語言深層的文化因素自覺地提高到有意識的層面上來教、通過泛讀學習目的語文化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大學英語教學文化教學語言與文化交際能力方法

【論文摘要】本文針對我國長期大學英語教學的過于注熏培養(yǎng)學生語言技能的實際情況?就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文化教學與語用能力關系的分析闡述了英語教學中語言與文化必須相結合的重要性?再結合自己的實際教學經驗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長期以來?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過于注重對語言形式(語音、語法、詞匯)的講解傳授?而較少結合英美國家的社會、文化特征進行語言教學。美國著名語言學教授MaryFinocchiaro把培養(yǎng)學生識別文化異同的能力列為外語教學的五項重要目標之一?除了培養(yǎng)學生聽說讀寫能力之外。還要培養(yǎng)學生對兩種文化異同的敏感和識別能力。這個觀點值得我們重視?我們有必要了解清楚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處理好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一、語言與文化

1、語言表達文化。不同民族的語言反映和記錄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風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對不同民族的語言的發(fā)展在某種程度、某個側面、某個層次上起著制約的作用?可以說語言與文化水乳交融?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美國已故的語言學教授薩皮爾(EdwardSapir)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羅常培?1996)因而任何形式的語言都具有某種文化的內涵。語言傳承文化。

摘要：

高等教育中大學語文是大學母語教育的重要載體，是傳承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培養(yǎng)學生人文精神、陶冶學生審美情操。錘煉學生母語應用能力的重要課程。但大學語文目前卻存在著被邊緣化的現(xiàn)狀，學生對本民族母語應用能力也相對較差，因此，在大學語文教學中有針對性地培養(yǎng)學生母語的應用能力勢在必行。大學語文教學母語閱讀能力的提高、大學語文教學母語表達能力的提高、大學語文教學中母語寫作能力的提高等三個方面，是大學語文教學學生母語應用能力提高的關鍵點，能有效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關鍵詞：

大學語文；母語教學；應用能力

俄國著名學者烏申斯基認為，本民族語言是一切智力發(fā)展的基礎和一切知識的寶庫，民族語言教學在國民教學中應居于核心地位，母語教育是其他基礎教育的基礎。的確，母語教育為學生接受其他教育提供了一種必要的工具和媒介，學生通過母語學習與教育可以了解本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傳統(tǒng)，增強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還為學生認識和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提供了借鑒。正因為如此，1999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每年的2月21日為國際母語日。漢語作為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在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激烈的時代變革的今天，國民的母語應用能力不容樂觀。在高校，運用母語教學培養(yǎng)學生人文素養(yǎng)、人文精神、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和審美能力的大學語文課一直不被重視，甚至被邊緣化，大學生母語應用能力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和挑戰(zhàn)。因此，在大學語文教學中如何提高大學生的母語閱讀能力、母語表達能力、母語寫作能力至關重要。

一、大學語文教學中母語閱讀能力的提高

摘要：文學語言在具體的作品中作為文本而存在，它總是與社會文化形成一種互文性的對話關系。要揭示文學語言文本的文化意義，重要之點是進入語境，把文學語言文本放到語境中去把握。文學語言隨時代的變遷而變遷，文學語言文本與社會文化之間互動與互構。揭示文學語言文本的意義，重要的是放到“文內語境”和“文外語境”中去把握。語境大體上可以分為語境1、語境2和語境3三個層級。文學語言文本受社會文化文本的制約，它同時又豐富了社會文化文本，形成新的社會文化景觀。

關鍵詞：文學語言；文學語言文本；社會文化文本；語境

Abstract:Literarylanguageoccursintheformoftextinparticularliteraryworks,whichformsareciprocaldialoguewithsocialculture.Anessentialmeanstoculturalmeaningofliterarylanguagetextisbreakingintothecontextandcontrollingthetextinit.Sinceliterarylanguagetextchangesastimesgo,itisinteractiveandinterconstructivewithsocialculture.Contextsconsistofthreehierarchicallevels,whichagaindivideinto“intextcontext”and“outtextcontext”.Althoughliterarytextisboundbythetextofsocialculture,itinturnenrichesthelatterandformssomenewphenomenaofsocialculture.

KeyWords:literarylanguage;literarylanguagetext;textofsocialculture;context

關于文學語言問題，已有許多論著作了探討。但有一個問題在各類相關論著中都強調不夠，即文學語言也是普通語言，并不是脫離于普通語言的另一類語言，而是那些把普通語言寫得特別有意味的語言。所謂“特別有意味”，一般是指語言的描寫能達到生動、形象、具體，飽含情感、氣氛濃郁、情調突出、節(jié)奏有致、色澤自然、氣韻充盈、形神畢現(xiàn)等等。文學語言并不像俄國形式主義文論者所說的那樣封閉在語言自身中，實際上它是與社會文化同行的。社會文化的變化必然引起文學語言的變化，反過來文學語言的變化又增添了社會文化內容。文學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的改變既受社會文化的制約，反過來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的改變又為社會文化增添了內容。

特別重要的是，文學語言必須進入語境，我們才能了解它的歷史的美學的意義。當下文學理論呼喚文化視野，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筆者認為可以從文學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互構對問題進一步展開討論。

摘要：馬克思對“對象化”和“異化”的關系進行過三次理論建構，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論的變革。青年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影響下，用應然狀態(tài)的“對象化”批判實然狀態(tài)的“異化”，是一種價值性的、人本學的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對象化勞動”和“異化勞動”則是在對經濟學理論加以哲學透視的基礎上，將理論與現(xiàn)實相對照，是一種經驗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通過對“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辯證分析，內在地解析了“異化”的生產關系本質與現(xiàn)實歷史基礎，實現(xiàn)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

關鍵詞：馬克思；對象化；異化；對象化勞動；活勞動

在馬克思哲學研究領域，“對象化”與“異化”是人們耳熟能詳?shù)囊粚Ω拍?。不過，大部分關于這對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相關論述，較少提及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關系，更罕有指出一個事實，即馬克思在晚期政治經濟學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對象化”概念，并且對“對象化”與“異化”的邏輯關系做出了新的建構。而“對象化”與“異化”的邏輯關系的變革，恰恰折射出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變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為基礎，重新梳理馬克思對這一對概念的運用和闡釋，旨在深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方法論的理解。

一、人本學邏輯中的“對象化”與“異化”：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

要想理解馬克思文本中“對象化”與“異化”的關系，先要了解這兩個概念的原初含義，及其在馬克思文本中的出場語境。總的來說，馬克思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爾派特別是費爾巴哈的影響。起初，青年馬克思對這兩個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影響下，“對象化”與“異化”逐漸成為馬克思建構批判邏輯的一對概念?！皩ο蠡睂谌说谋菊嫘缘膽粻顟B(tài)，而“異化”則用來指認和批判實然狀態(tài)。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馬克思對“對象化”與“異化”的最初使用情況?！皩ο蠡睂牡挛膭釉~為“vergegenst?ndlichen”，來源于形容詞“gegenst?ndlich（對象性的）”，意為“使某物成為對象性的”。一種常見的誤解是，馬克思的“對象化”概念來自黑格爾。事實上，黑格爾從未使用過“對象化”，真正先于馬克思而大量使用“對象化”的思想家是費爾巴哈。［1］（P17）另一個往往被忽略的事實是，馬克思并不是從《手稿》才開始使用“對象化”這一概念的。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的觀點。［2］（P61）顯然，當時他的“對象化”還服務于自我意識哲學的唯心主義邏輯，也沒有和“異化”構成邏輯上的對應關系。“異化”對應的德文動詞為“ent?fremden”，原意為“疏遠”、“脫離”，這是一個具有深厚黑格爾傳統(tǒng)的概念，不過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異化”并不是一個完全消極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辯證發(fā)展過程中的必然環(huán)節(jié)。馬克思對這一概念的使用也開始于博士論文時期，當時，“異化”也不是一個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現(xiàn)實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對象化”和“異化”是如何成為一對具有對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這可以追溯到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轉向。正是費爾巴哈對這兩個概念的用法對青年馬克思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基督教的本質》《未來哲學原理》等文本中，費爾巴哈正式提出了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并將其標定為基督教神學與思辨哲學的本質。這樣，一種人本學的新思路就建立起來了?！靶聲r代的任務是上帝的現(xiàn)實化和人化——就是將神學轉變、化解為人本學?！保?］（P245）這種人本學的新思路賦予了“對象化”以新的意義：“神學的客體不是別的，就是主體的、人的對象化了的本質（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為基點，費爾巴哈展開了對神學及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批判?！昂诟駹栒軐W通過將其整個體系建立在這種抽象活動的基礎上，使人同其自身相異化了?！保?］（P227）“絕對哲學就這樣將人固有的本質、固有的活動與人相外化和異化了！這就產生出這個哲學加諸我們精神的支配和折磨?！?/p>

［3］（P280）在這里，費爾巴哈強化了“異化”的負面意義，并將“對象化”與“異化”對立起來，前者用來描述人的本質的本真狀態(tài)，后者用來描述人的本質在神學與思辨哲學中的喪失和被支配狀態(tài)。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之前，首先將“對象化”和“異化”作為一對相對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學唯物主義轉向之后的費爾巴哈。受此啟發(fā)，青年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將市民社會中的商業(yè)活動與金錢統(tǒng)治貶斥為“人的自我異化”［4］（P192）。不僅如此，馬克思還依循費爾巴哈的理解，為這種異化批判設定了一個邏輯的基點，即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罢褚粋€受宗教束縛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質成為異己的幻想的本質，才能把這種本質對象化，同樣，在利己的需要的統(tǒng)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產品和自己的活動處于異己本質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異己本質——金錢——的作用，才能實際進行活動，才能實際生產出物品?！保?］（P197）在這里，“對象化”和“異化”尚未直接作為一對概念出現(xiàn)。但是，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是依循費爾巴哈的從“對象化”到“異化”的思路開展其批判的，而這種批判的性質同樣是人本學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的“對象化”與“異化”正式作為一對概念出現(xiàn)是在《手稿》中。青年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經濟學批判的基本邏輯架構，也第一次賦予“對象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以原創(chuàng)性的獨特內涵。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的特質在于“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4］（P273），這應當表現(xiàn)在人的生產中，因為“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4］（P273）。這是青年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一個新的說明。在現(xiàn)代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對象作為“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4］（P274），卻沒有使人真正實現(xiàn)自由的類生活，因為勞動對象并不屬于生產者本人，而是被剝奪了。不僅如此，勞動對象被資本家剝奪和占有之后，還反過來成為了支配著工人不斷繼續(xù)勞動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對象化表現(xiàn)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xiàn)為異化、外化”［4］（P268）。既然勞動對象同時具有了人本學的意味，勞動對象的喪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質的喪失的高度：“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類生活?！保?］（P274）這樣，馬克思就初步構建起了他的異化勞動的批判構架：以人的本質（自由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作為批判的邏輯基點，把現(xiàn)實勞動中人的本質的喪失和被奴役即“異化”作為批判的靶子。不難看出，馬克思是在人本學邏輯的支撐下，用應然的“對象化”的理想狀態(tài)來批判實然的“異化”狀態(tài)。這是對費爾巴哈人本學異化批判邏輯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