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學畢業(yè)論文

漢語言文學畢業(yè)論文

目錄

一、現(xiàn)代漢語部分

二、寫作部分

三、文學理論部分

1.漢字教學的定位。本文說的漢字教學，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現(xiàn)代漢字教學。仿造對外漢語教學名稱，也許可以稱之為對外漢字教學。它是對外漢語教學的組成部分。誠然，在漢字教學中不可能不涉及漢字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但我們不能把漢字教學的重點放在文化揭示和知識講授方面。漢字教學雖然涉及文化，但是漢字教學不是文化教學。必須十分明確：對外漢字的教學對象是現(xiàn)代漢字，漢字的文化教學不是對外漢字教學的主要任務。實踐表明，如果對漢字教學的定位含混不清，就會干擾和偏離漢字教學的方向，影響漢字教學的效果。

2.漢字教學的目的。所謂對外漢語教學中的現(xiàn)代漢字教學是指：以外國人為對象的、以現(xiàn)代漢字為內容的、用外語教學方法進行的、旨在掌握漢字運用技能的教學活動。漢字教學的根本目的是講清現(xiàn)代漢字的形、音、義，幫助學生認讀漢字，書寫漢字，學習漢語，掌握漢語的書面語；當然，學生在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同時必然也在接觸和學習漢字文化，毫無疑問，這是漢字教學自然產生的客觀效果，無須刻意追求。必須特別強調，漢字是語素文字，一個學生掌握漢字數(shù)量的多少，不僅關系到學生的漢語口語水平的高低，而且也是學好漢語書面語的關鍵。

3.漢字教學的現(xiàn)狀?，F(xiàn)代漢字教學，應該貼近教學對象的實際。我們的教學對象可分兩類：一類是既不懂漢語又不識漢字、在語系上和文字體系上跟漢語漢字完全不同的歐美等國學生；另一類是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韓國學生。后者雖然認識一些常用漢字，但不會說漢語，而且日語和韓語在語系上跟漢語沒有親屬關系。比較起來，日本學生和韓國學生學習漢字相對比較容易，因為，日本學生在中學階段就會日本常用漢字1945個，韓國學生也會1800個韓國常用漢字，撇開讀音不談，這對他們學習漢語詞匯會有一定幫助。不過，由于日本和韓國漢字的字義在借用漢字時跟中國漢字在內涵和外延上不盡相同，因此他們很容易望文生義，產生負面效用，有名的例子是：日本的“手紙”相當于漢語的“信”，漢語的“點心”則相當于韓國的“午飯”。從學習漢字的角度，漢字文化圈的學生肯定要比漢字文化圈外的學生容易得多，但是必須指出，三個國家的漢字分別記錄的是三種不同的語言，因而日本、韓國學生在學習中國漢字時都應該把漢字當作外語外文來學習，不這樣是學不好漢語的。事實上，也許由于認識上的偏差，日本和韓國學生并沒有因為認得漢字的優(yōu)勢而一定比歐美學生學得更好，特別是口頭表達方面。

當然，學習繁富復雜的漢字，對于年過20的歐美學生而言也絕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情，若要記憶更是苦不堪言。據(jù)我所知，國內大多數(shù)學校都比較重視漢字教學，作出了較好的安排。在初級階段有的學校還專門開設了漢字課，布置漢字書寫練習。到了中級階段，則把漢字教學置于課文教學之中，漢字教學與漢語詞匯教學同步進行。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把漢字教學與漢語詞匯教學結合起來，使學生比較準確地理解漢字的字義；但是如果處理不當可能也會產生弊端，以詞匯教學取代漢字教學。因為，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課文的閱讀與理解上面，關注的是詞語和語法教學，漢字只是作為一個詞匯單位教給學生，這樣很容易忽視漢字的教學。所以，有人說，所謂漢字教學只是初級階段才有，到了中級之后就不知不覺地被取消了，很難說還有嚴格意義上的對外漢字教學。我認為，漢字教學應該貫徹基礎漢語教學階段的全過程。當學生看到“美不勝收”時，首先是查看英語翻譯：Somanybeautifulthingsthatonesimplycan''''ttakethemallin.或者morebeautythaonecan''''ttakein.他們是從英語翻譯來了解該成語的含義，卻不大理會這一成語四個漢字的字形、讀音和字義。他們通常從圖形上認讀漢字，攝取漢字的形體圖像，疏于記憶，如果教師不作特別強調和提示，學生們很難分辨漢字的部件和筆畫，因此寫起來常常丟三落四。通常的情況是，各校一年級學習漢語的人數(shù)很多，但許多人淺嘗輒止，遇有困難就半途而廢。“經過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極少數(shù)的學生攀登碩士或博士的高峰?！保卤说?，1997）據(jù)我所知，即使這些佼佼者，他們的畢業(yè)論文幾乎很少是用漢語寫就的，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語。他們的漢語說得很流利，但是他們中一些人在閱讀、特別在書寫方面依然存在許多困難，離所謂“語言通”“文化通”和“中國通”還有相當?shù)木嚯x，“最明顯的原因是漢字的難關”。（柯彼德，1997）他們對漢字往往缺乏審斷能力，不能分辨“浹、挾、狹、鋏，擋、檔、襠，買、賣、實，沒、設，訥、納、吶、衲，募、幕、驀、慕、暮，卷、券”等等，所以動起筆來常常出錯；打出來的文字也錯得離奇。這就是當前的漢字教學情況。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理論層面上，有人從本體論出發(fā)，認為先有語言，后有文字，文字只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符號是可以跟本體分離的。最能體現(xiàn)這一思想的是美國結構主義者JohnDeFrancis，他主編的《初級漢語讀本》《中級漢語讀本》《高級漢語讀本》就分為拼音本和漢字本兩種。他主張先教會話，后教漢字，對于那些只想學習會話單項技能的人也可以不教漢字。這種看法和做法曾流行于歐美。這種看法也深深地影響著歐美學生，他們普遍地存在著重口語、輕漢字、重閱讀、輕書寫的傾向。從哲學層面上說，我以為語言先于文字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某種語言一旦擁有了文字，文字對語言的反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像漢字這樣的語素文字對漢語的反作用尤其明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是漢字保留了古代漢語的詞語，保留了古代圣賢的語錄，保留了古代優(yōu)秀的詩詞歌賦、格言成語，保留了古代漢語特有的語法格式，并把它們中的一些成分原封不動地保留在現(xiàn)代漢語之中。漢字與漢語簡直難解難分。一個外國學生，如果真的要學好漢語，成為漢語方面的高級人才，我想，不學習、掌握漢字簡直是不可能的，把漢語學習跟漢字學習對立起來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漢字已經成為漢語特定的組成部分，學習漢字就是學習漢語；若要學好漢語，必須得學習漢字。

論文關鍵詞：漢字改革拼音化漢字簡化文字發(fā)展規(guī)律

論文摘要：本文擬就近百年來的漢字規(guī)范工作進行討論，在對拼音化及簡化漢字的觀點進行了討論，并得出作為交際工具的文字，只要便于學習和使用、能很好地實現(xiàn)記錄語言、進行書面交際的目的，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符號都是可取的。

漢字從產生之日起，就在不斷地成長發(fā)展，對于漢字的整理和規(guī)范工作就未間斷過。本文主要探討近百年來的漢字改革問題。所謂的“漢字改革”，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指文字制度的改變，即指拼音化；另一方面指文字內部的整理和簡化。面對同樣的方塊字，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評價和改革主張。

一、漢字改革的第一個方面——拼音化

對于漢字的拼音化改革，國內出現(xiàn)了幾個不同的派別。

（一）改革派

許國璋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者。他的知名是從他主編的大學英語教材開始的?！啊币院螅瑒倓偰钔辍霸S國璋英語”的我們，又讀到了他的語言學理論文章，覺得耳目一新。他的論文幾乎每句每段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個性化的表述，雖然我沒有機會和許國璋先生有深入的交談和交往，唯一見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西山的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上，但他的論著深深啟示了我。尤其是他關于中國古代語言學和漢語特點的論述。

許國璋的漢語思想散見于他的《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等論文。他是一個英語學者，但對中國的語言和語言哲學卻同樣有著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古代不乏語言學論著，從中發(fā)掘它們的哲學思想大有可為。拿許慎撰《說文解字·序》來說，他“把中國從遠古以來的漢語書寫形式做一個有敘有評的概括，不能不說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認為“許慎非常注重語言發(fā)展的階段性，是杰出的語言史家”（70頁）?！皬膯误w的語言單位按照規(guī)則滋生為復體，正是人類語言的特點之一。近時語言學家甚至認為是劃時代的發(fā)現(xiàn)，而許慎在公元二世紀初就已經說到這一點，叫人驚嘆！”（73頁）“許慎做的工作，是漢語書寫形式的標準化的工作，這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整理古典拉丁語的書寫形式，也和十八世紀法英等國學者為各自的語言規(guī)定書寫形式一樣，都是有功于語言和語言學的大事”（74頁）。他認為中國的語言研究存在著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對于語言的性質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對于用現(xiàn)代語言學觀點，探索中國固有的語言哲學，似乎用力更少”（1頁）。對于前者來說，“如果限于在一二邏輯命題上做文章，置宏觀的探索于不顧，那是太可惜了”（90頁）。因此許國璋寫出了有關宏觀語言理論的一系列文章，對于后者來說，許國璋認為許慎、劉勰、馬建忠、金岳霖都是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因此他寫出了闡述這些學者語言學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許國璋論述宏觀語言理論問題，諸如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符號性質等，都將中國語言及其研究傳統(tǒng)作為重要的立論依據(jù)；而在論述中國古代語言理論問題時，又往往將它與西方語言理論作比較，深化對它的理解。在許國璋的漢語思想中，我們覺得最發(fā)人深思的是以下三個問題，我們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關于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tǒng)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qū)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qū)別性原則置諸不顧?！保?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jù)，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墒沁@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薄?〕根據(jù)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wěn)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tǒng)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文字改革是20世紀中國文化領域最重大的運動。文字改革運動是以“漢字落后論”為前提的，因此必然伴隨著不同意見的爭論。最激烈的兩次論戰(zhàn)分別發(fā)生在1957年和1986年以來的新時期。1957年的那次論戰(zhàn)，非學術因素的強行干預不僅窒息了民主空氣，還嚴重妨礙了語言文字理論研究的深化和文字應用工作的健康開展。新時期的論戰(zhàn)，則更多地帶有反思的意味?？偨Y和重新審視文字改革的爭辯，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文字改革”的含義，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說：“我國人民已經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在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种甘疚覀?，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在實行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提出的“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說的是記錄漢語的文字要“改革”，由現(xiàn)行的屬于表意性質的漢字改變?yōu)楸硪粜再|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這是文字制度的改變。在實現(xiàn)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制定推廣漢語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確切含義就是記寫漢語的文字的“拼音化”。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制定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屬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準備工作。其中漢字簡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實現(xiàn)之前“以利目前應用”的一種非長遠措施。推廣普通話的目的是為在全國實現(xiàn)拼音化掃除障礙。漢語拼音方案，起初是作為拼音文字來設計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許多技術問題并沒有解決，1954年改為“漢語拼音方案”，其功能相應地改變?yōu)闈h語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漢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時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試驗。

文字改革論辯的根本問題是：記錄漢語的方塊漢字究竟有沒有必要改變?yōu)槠匆粑淖?。這個問題的根子出于對漢字和拼音文字兩種文字制度的比較。漢字在中國使用數(shù)千年，本來不存在褒貶問題，自從19世紀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較，出現(xiàn)指責漢字落后的言論，然后才有維護漢字的論爭，貶低在前而褒揚在后。在這個問題上出現(xiàn)的兩種相反的觀點，后來被概括為“漢字落后論”和“漢字優(yōu)越論”。

漢字簡化工作，在要不要簡化，如何簡化的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對漢字的基本評價問題，這個問題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運動的發(fā)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五四時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從提出口號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實驗，再到實驗停止。第二個階段從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為國家語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過行政力量推行漢字簡化、漢語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輔助措施。第三階段從1986年轉入新時期，國家語文政策的基本方向從文字改革轉為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發(fā)展的三個時期闡述，漢字簡化問題爭鳴作為附帶問題單獨闡述。

摸索階段：五四時期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