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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同時，它也再次喚起了全民的憲法意識。學習和貫徹實施憲法成為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我們知道，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是一切法律法規(guī)賴以存在和適用的基礎。而憲法司法化作為一個理論和實踐都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有必要對其加以認真研究和把握。

一、憲法司法化內(nèi)涵的基本界定與類型

關于“憲法司法化”，有學者稱之為“憲法的司法適用”或“憲法的可適用性”，其主要內(nèi)涵是指憲法像其他法律一樣具有司法適用性，即憲法同樣能夠進入司法程序，法院可以直接適用憲法上的規(guī)定，以憲法作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jù)，來解決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在憲法司法化的情況下，對于公民最重要的權(quán)利或者基本權(quán)利，無論是采取消極還是積極的保護，都有賴于司法機關權(quán)力的正確行使。但憲法的司法化，則是近代以來法治和憲政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

一般認為，世界范圍內(nèi)憲法司法化模式構(gòu)造大體有美國普通法院型、法國憲法委員會型和德國憲法法院型三種。在美國，無論是其憲法訴訟機制的產(chǎn)生還是從憲法訴訟的早期運作來看，它都是本著解決憲法沖突，維護憲法秩序而設計和存在的。雖然美國憲法1803年通過審理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建立了美國由普通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quán)的司法審查制度，由此開創(chuàng)了被一些學者認為的憲法司法適用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憲法的司法化和違憲審查制度是重合的。法國則采取了憲法委員會制度，以此作為憲法監(jiān)督和保障機關，并積極介入公民憲法權(quán)利爭議案件之中，通過有影響力的案件審判，實現(xiàn)對公民憲法權(quán)利的保障。而德國、奧地利等絕大多數(shù)歐洲國家憲法問題則是由專門設立的憲法法院處理裁決。這些憲法法院相對獨立，對涉及憲法權(quán)利問題的案件享有壟斷性的管轄權(quán)，受理權(quán)力機關之間的憲法爭議和公民個人提出的憲法申訴?？梢赃@樣說，無論是美國型憲法訴訟還是法、德等國憲法法院（委員會）型的憲法司法化，都在維護本國憲法秩序，保障憲法權(quán)利方面發(fā)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事實證明，憲法司法化在英美和大陸兩大法系已經(jīng)得到廣泛認可，并為世界各國普遍采用。［1］

二、我國憲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分析這個問題前，有必要對我國憲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作粗淺的勾勒。我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這是大家公認的準則。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卻很少看到將憲法作為直接的法律依據(jù)在法律文書中加以援引。造成這些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黃松有先生對此有精僻論述。［2］他認為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是憲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憲法內(nèi)容上體現(xiàn)出的高度綱領性、原則性以及無具體懲罰性特點，使得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只將依據(jù)憲法原則和精神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規(guī)作為法律適用，而很少將憲法直接引入訴訟程序。其次，人們對憲法屬性認識存在偏差。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在人們對憲法重要特點的政治性作了不恰當?shù)膹娬{(diào)和夸大，卻忽視了憲法具有法律性這一最根本的特性。對待憲法的一個基本態(tài)度必須首先意識到“憲法不是一個政治文件，而是一個法律，它應具有法律的一般特性：即具有明確的規(guī)范性、可操作性、強制性和可訴性（可以通過訴訟途徑得以實施）?！币簿褪菓椃ㄍ耆梢圆⑶覒撨M入司法程序。［3］再者，司法實務界對相關司法解釋存在認識理解上的偏差。這主要體現(xiàn)在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6年先后對新疆和江蘇兩省區(qū)高級法院請示的批復中。一些學者由此得出我國不存在適用憲法進行司法審判的法律依據(jù)。事實上，正如大多數(shù)學者指出的那樣，最高法院的兩個批復，前一個批復只是認為在刑事判決中不宜引用憲法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jù)，并不能由此簡單得出在民商事、行政案件判決中也一概不能引用憲法的結(jié)論；后一個批復則指出了法院可以直接引用的法律規(guī)范性文件，也沒有完全排除引用憲法的可能性。因此，以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兩個批復得出我國拒絕憲法在司法審判中適用的結(jié)論，顯然沒有法律和事實的依據(jù)，也與兩個批復的實際立法旨意和精神不相符合。

要解決我國憲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實行憲法司法化”。［4］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和理解憲法司法化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現(xiàn)實和理論意義，并要具體司法實踐中加以認真貫徹執(zhí)行。

（一）憲法司法化是切實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依憲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黨的十六大則進一步提出黨要依法執(zhí)政，最根本的是黨要堅持依憲執(zhí)政。同志指出：“維護憲法的尊嚴和保證憲法實施，維護國家政令和法制的統(tǒng)一，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焙茈y想象，在我們這樣一個集中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如果對憲法的實施只是停留在口號和學習上，而不能讓憲法進入司法程序，使憲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以及規(guī)［7］這對國家和民族無疑都是莫大的福音。

注釋：

［1］上述觀點參見：劉志剛：《憲法訴訟的目的》，《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姚魏：《論中國憲法在司法中的適用》；王超、周菁：《憲法司法化散論》。天涯法律網(wǎng)2004年3月20日下載。

［2］黃松有：《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從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個〈批復〉談起》，《人民法院報》2001年8月13日。

［3］蔡定劍：《關于什么是憲法》，《中外法學》2002年第1期。

［4］［6］同注［2］黃松有文。

［5］美國Peter.E.Quint著《憲法在私法領域的適用—德、美兩國比較》（余履雪譯），《中外法學》2003年第5期。

［7］張千帆：《認真對待憲法—論憲政審查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中外法學》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