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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198（2000）03—0018—07

運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經濟改革進行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過渡時期經濟學的重要走向之一。從哲學的角度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是一個整體建構、系統(tǒng)推進的社會歷史過程。因此，對中國經濟改革進行社會歷史方面的制度哲學的分析，能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價值理念上的指導。本文通過對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等相關著作中關于制度變遷思想的厘定與分析，闡釋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理論與實踐意義，建構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哲學”分析的理論構架。

一、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的唯物史觀的理解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指出：“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產物?！保ㄗⅲ厚R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從“制度是個人交往的產物”出發(fā)，馬克思把唯物史觀引入到經濟制度變遷的歷史分析之中，把經濟制度變遷納入到社會、歷史以及人的存在與發(fā)展的方式中加以考察，通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相互作用，闡釋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馬克思這一思維方式上的革命性成果表現(xiàn)為：其一，把生產活動看作社會主體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基本活動，從而形成了經濟——社會互動分析的理論構架。其二，把再生產活動納入到社會交往系統(tǒng)中進行考察，使生產活動帶有了社會性的特點。其三，從社會交往的角度理解社會再生產，從而使法權、科技、意識形態(tài)等要素被納入到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分析之中。其四，從社會主體和客體的關系（物與人的關系），分析經濟活動中商品關系所掩蓋著的人的關系，進而把人的存在和價值納入到經濟與社會相互作用的歷史發(fā)展之中。這四個方面，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哲學制度分析的理論方法，使馬克思對經濟現(xiàn)象的分析包含著歷史的理解、社會的理解以及人學的理解。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才把制度理解為個人交往的歷史的產物，把制度變遷理解為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以及人的存在和發(fā)展制度的互動變遷，形成了馬克思制度哲學歷史理論的基本結構。這一結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就被概括為五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它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經典性命題：A.由需要而生產。B.由生產工具引起新的需要。C.人口生產是歷史發(fā)展的第三個因素。D.需要和生產方式是人們社會交往關系的基礎。E.意識是在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的相互作用中發(fā)展的。馬克思所界定的這五個經濟——社會制度變遷分析的結構要素，結合其他的論述可以進一步拓展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生存需求與社會滿足的制度條件。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主體根據(jù)起源于需求與滿足的矛盾。需求是主體性的；滿足是對象性的。主體性的需求只是通過對象性的滿足活動才能實現(xiàn)。對象性的滿足活動既不是費爾巴哈宗教式的滿足，也不是黑格爾抽象勞動式的滿足，而是變革自然的直觀形式的滿足。滿足人類生活現(xiàn)實需要的物質生產活動，人類社會生存和發(fā)展的需求與滿足的矛盾，實質是人與自然交互作用的主體性表現(xiàn)。這一矛盾的解決需要人類社會生存與生產的一系列的制度條件才得以實現(xiàn)。

第二，勞動工具與技術創(chuàng)新的制度安排。人類生存的質量與發(fā)展的能力取決于物質生產力的性質與水平。而物質生產力的性質與水平決定于人采取何種勞動工具和技術手段提高人與自然交換方式的質量和水平。在手工生產時代，自然資源主要是生存環(huán)境所提供的“直觀資源”。驅動手工工具的動力主要是人的體力和自然力。在這種情況下，（血緣群體關系的）生存制度對于驅動人類體力的數(shù)量以及對自然力的利用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大機器生產時代，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的“物化”，使自然資源以“科技物化”的加工資源為主。“科技物化”的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使人與自然交換的性質和水平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分工協(xié)作的）工廠制度、管理制度、組織制度對于提高人與自然交換的性質和水平就具有重要的作用。當科技創(chuàng)新及其在工業(yè)中的應用日益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內在組成部分的時候，技術發(fā)明的產權制度以及科學發(fā)現(xiàn)的保護制度對生產力的發(fā)展也越來越重要。

第三，人口增長與素質提高的制度環(huán)境。根據(jù)恩格斯兩種生產的理論，人類在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同時，還必須進行人口的生產。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人口數(shù)量和質量的生產要與物質資料生產的水平相適應。就人口數(shù)量的生產而言，當生產力的狀況一定時，人口數(shù)量的增加，會形成整個社會的人口壓力，造成資源供給的緊張，形成人口供過于求和資源供不應求的矛盾。就人口質量的生產而言，它與一定時期生產力創(chuàng)造的剩余所能提供的全社會的教育投入密切相關。無論是解決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還是解決人口的質量與教育投入的矛盾，都需要由科技創(chuàng)新物化為生產方式所提高的生產效率來解決。

第四，社會交往與財產所屬關系的制度機制。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矛盾需要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所形成的巨大生產力來解決，但生產力諸要素作為商品，只有通過交換關系才能獲得生產諸要素的使用價值。在此條件下，一系列的交換和交往的制度機制就成為物質生產的必要條件。而交換和交往制度的實質是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產權或法權的交換。產權或法權交換的制度機制具有兩個方面的職能。從管理的角度看，產權交換制度制約著微觀生產組織和宏觀生產組織之間激勵與約束機制的效率。

第五，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運行的制度系統(tǒng)。從社會再生產的交換關系看，生產過程不僅包含著生產——技術——分工與協(xié)作的制度關系，還包括著產權——管理——意識形態(tài)的制度關系。二者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因此，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生活過程是三個方面的統(tǒng)一，即人與自然變換的制度關系，人與社會交往的制度關系，人與意識形態(tài)互動的制度關系。人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時，必須與改造人類社會、改造人的主觀世界的能力相結合。改造自然的物質生產力客觀要求改造社會的制度管理力和改造主觀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的制度控制力與之相適應。由此形成了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制度生產力、制度管理力、制度控制力的三維尺度。

二、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的唯物史觀的考察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史既是人類社會制度變遷史的“原生形態(tài)”，又是經濟制度變遷史的邏輯前提。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使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奠定在“經濟——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基礎之上。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考察了資本主義以前（亞細亞、古代、日爾曼三種所有制形式）以及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變遷史。馬克思指出，亞細亞的所有制形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種形式”，也是部落共同體的一種“生存方式”。其生產方式的社會前提是部落共同體的自然形成，并占有相應的土地（包含著原始形態(tài)的生產要素），形成了公社財產的“間接公有制”，即公社財產的雙重占有關系：一方面，公社財產屬于更高的共同體，共同體的成員由于其血緣的身份在“觀念”上是公社財產的所有者。另一方面，公社成員實際上占有屬于自給自足的份地。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土地“公有”實質是公社成員“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公共條件”，如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亞細亞土地公有制的特點是部落成員“觀念所有”與生產者“實際占有”的二元所有制結構。與亞細亞的所有制不同，在古代所有制的形式中，“公社制度的基礎”出現(xiàn)了“三元結構”，即“公社財產——作為國家財產，公有地——在這里是和私有財產分開的”，以及小塊土地為基礎的私有財產。公社自然共同體具有演變?yōu)椤败娛鹿餐w的傾向”（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6.）。在日爾曼所有制的形式中，公社制度基本瓦解，由“三元結構”演變?yōu)椤皢卧Y構”，形成了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利益聯(lián)盟?！肮械刂皇莻€人財產的補充”，“公社只是在這些個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公社財產本身只是表現(xiàn)為各個個人的部落住地和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屬物?！睆亩肮绫惚憩F(xiàn)為一種聯(lián)合而不是聯(lián)合體，表現(xiàn)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一種統(tǒng)一，而不是表現(xiàn)為統(tǒng)一體”（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480—482.）。

馬克思在分析公社制度“二元結構——三元結構——單元結構”的變遷動因時指出，公社制度存在（天然）的社會條件是勞動和土地的自然、有機的結合。所謂“自然”是指，人與生存環(huán)境（土地）的“天然統(tǒng)一”；所謂“有機”是說，公社所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是以“個人所有制”（個人生產和生活的原始生存方式）為基礎或以原始生產要素的原始統(tǒng)一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然而，一旦公社制度引進“增量”的要素，如生產的發(fā)展、人口增加、戰(zhàn)爭征服等，就會使“個人所有制——各種生產要素的天然的統(tǒng)一”日益分化，個人原始的生產活動日益專門化為不同的生產要素，首先是勞動與生產的其他要素日益分離出來，破壞了個人原始的生存方式，同時意味著原始公社制度的解體。原始公社制度與有限的生產力相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使這些形式解體，而它們的解體本身又是人類生產力的某種發(fā)展。公社所有制的歷史變遷表明，生產力諸要素的變化引起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形成不同的社會交往制度，生產方式與交往制度的相互作用推動原始公社制度的社會變遷。

資本主義制度生產方式的產生是在摧毀原始公社個人所有制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一過程的社會歷史前提是個人由于分工而被片面化——個人不是由于“人”而成為人，而是由于從事不同的職業(yè)而成為行業(yè)人。人被異化為“物”的形式而存在，具體表現(xiàn)為制度所有權的“三個分離，一個對立”：即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所有權分離，勞動者與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分離，勞動者與生產所有權的分離，勞動者與資本的對立。勞動者與土地所有權的分離是資本生產方式需要“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以確立“雇傭勞動的前提”。勞動者與勞動工具的分離是資本生產方式打破“行會同業(yè)工會制度”的控制，使勞動工具同勞動者分離出來，喪失其獨立的生存能力。勞動者與勞動所有權的分離是由于“對于資本來說，工人不是生產條件，而只有勞動才是生產條件?！Y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勞動，不是直接占有，而是通過交換來占有”（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9—501.）。三個分離的客觀結果是勞動者與資本的對立。勞動者與資本對立的結果產生了資本家和雇傭勞動制度。資本所有制度和雇傭制度的產生，一方面是生產方式創(chuàng)新的歷史結果；另一方面，適應創(chuàng)新的生產方式的要求所建構的一系列經濟管理制度，也加速了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如在資本生產方式打破“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過程中，同時還有一系列的“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xiàn)代稅收制度、現(xiàn)代保護關稅制度——都是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9.）。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yè)戰(zhàn)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稅收制度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財政制度的剝奪作用，被這一制度一個組成部分即保護關稅制度加強了”。而這一系列制度都強化了資本原始積累。

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摧毀了封建制度下的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行會制度，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雇傭制度、貨幣交換制度、貿易制度以及工廠制度。在生產者和生產條件分離的條件下，發(fā)展了社會生產力、發(fā)展了分工協(xié)作，并把科技納入到生產過程：一方面既創(chuàng)造了龐大的機器和生產系統(tǒng)，又創(chuàng)造了龐大的勞動。人的需要超越了簡單的人與自然的狹隘聯(lián)系，自然變成了服從人的需要的對象，形成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自給自足的經濟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孤立個人”的狹隘界限，形成以貨幣為媒介的、普遍的交往關系。

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行為，一開始就受到其占有制度的限制。由占有制度而來的剩余價值的生產制度在創(chuàng)造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又極大地摧殘自然生產力，造成工人體力和智力的退化，一部分人的富有和發(fā)展以另一部分人的貧困和愚昧為代價，形成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制度異化現(xiàn)象。超越資本主義勞動者與資本對立的社會歷史前提，就是重建以現(xiàn)代生產條件為基礎的、社會化產權制度下的勞動者與資本的統(tǒng)一?！皬馁Y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的過程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只是通過它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lián)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能被消滅”，“從而為個人的生產力全面的、普遍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質條件?！保ㄗⅲ厚R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以前以及早期資本主義制度變遷的歷史考察，揭示了人類社會三種所有制度的存在形式：原始個人所有制——異己勞動所有制——社會個人所有制。在這三種社會制度形式中，馬克思對其所重建的個人所有制諸要素之間關系，還僅僅是制度哲學的邏輯構想，其理論的內涵和實踐的意義還未來得及進一步拓展。

三、馬克思制度變遷思想的現(xiàn)代闡釋

馬克思制度變遷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即生產力要素的變遷、生產關系要素的變遷以及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形態(tài)的變遷。馬克思對這三個方面制度變遷的唯物史觀的考察中，是以所有制的歷史形式為主線進行動態(tài)分析的，重建“社會個人所有制”是這一歷史考察的理論成果。它表明，在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所有制的構想中，存在著與現(xiàn)行“教科書”關于共產主義公有制（否認商品交換以直接勞動時間為基礎的所有制及分配制度）不同的制度哲學的構想。這一構想對于我們今天如何在“和平與發(fā)展”時代條件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tài)具有極其重要的制度哲學和唯物史觀的意義。

就制度哲學的意義而言，它使人們意識到，公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在不同生產力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實現(xiàn)方式。重建“社會個人所有制”的構想為建構不發(fā)達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實現(xiàn)方式提供了一條可操作的思路。

第一，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的哲學思想，揭示了制度構成性質和水平要與生產力諸要素的性質與水平相適應的原理。任何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都是生產力諸要素發(fā)生作用的“內生變量”。僅就社會所有制度而言，一個社會的財產所屬關系不是抽象的，而是生產力諸要素發(fā)生作用的必要的社會條件。這些條件對生產力諸要素而言，都是具體的、歷史的。例如，在部落所有制的存在方式中，所謂的公有制實際上是“部落公有”與部落成員“個人占有”相結合的“二元結構”，或是“公有”與“個人占有”的“混合所有制”。實際上在部落幾乎“一無所有”的生產條件下（與其說是生產條件不如說是生存條件——馬克思使用了“生存方式”的概念），幾乎不存在人們今天所理解的“一切歸公——公、平、統(tǒng)”的所謂原始公有制度。因為在生產要素與個人存在原始統(tǒng)一，即不存在分工與交往的條件下，所謂的“公”，實際上只具有防止外來者進入的意義；所謂的“平”只具有兄弟姐妹的意義；所謂的“統(tǒng)”只是家庭行為。就經濟學意義上的財產使用權而言，部落所有制是以“個人占有”為基礎的。

第二，當分工、協(xié)作交往成為一個社會存在和發(fā)展方式的時候，個人占有權實際上已經被分解或片面化為不同的權利，如所有權、占有權、分配權、支配權、剩余索取權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xiàn)個人或社會對財產歸屬關系的認識和制度界定。資本主義的財產制度所否定的是古代個人所有制，但這種否定是以把“個人所有”極端化為“物對人的占有”為前提的，因而是片面的占有。馬克思還認為，未來社會對資本主義“物對人占有方式”的否定，并不意味著必須要通過“國家占有”這種方式去實現(xiàn)。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確強調，無論是國家的占有還是階級的占有，都是“偶然的人”和“片面的人”的存在方式或表現(xiàn)方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9—85.）。因為，國家或階級的權力只是一種偶然的權力，而不是個性自由的權利。

第三，馬克思認為，否定“物的占有制”的未來趨勢是“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個人占有，即社會個人的占有。這種社會個人占有既區(qū)別于國家占有，也不同于部落的個人占有，而是公共所有和“自由人聯(lián)合體”占有的統(tǒng)一。所謂的“公共所有”即國家或社區(qū)的福利設施對國家或社區(qū)成員而言只具有使用權，而不具有轉讓權。所謂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占有”是指，社會化的個人自由（自主決策）參與的利益聯(lián)合體的占有。個人對這個共同體而言，不僅具有占有權，而且還具有剩余支配權，并且可以自主交換。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社會個人占有制，實際上是個人財產聯(lián)合成為“直接社會財產”。>第四，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還表明，生產關系所有制的要求作為生產力活動的內生變量，在不同生產力水平上具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它將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其所有制的形式可以根據(jù)不同生產力的水平，建立不同的資本歸屬關系下的資本管理制度。而且，股份制作為揚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過渡點”，也有可能成為不發(fā)達社會主義選擇適應不同生產力需要的財產所有制的管理形式，而不只是選擇單一化的國家資本的所有制形式。中共十五大明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制則是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也是馬克思制度哲學思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創(chuàng)造性的理解和應用——社會主義的混合所有制是對古代的混合所有制否定之否定的結果。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就歷史唯物論的意義而言，馬克思制度變遷的哲學思想實際上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微觀結構。

第一，突出了生產諸要素相互作用的微觀機制。在“教科書”的歷史唯物論的理論體系中，只是孤立地闡釋生產力三要素的各自特征，忽視生產力運作內在動力機制的研究，以及生產力要素與生產關系要素相互作用的歷史條件的闡釋。在馬克思制度哲學的思想中，馬克思首先從人類需求與滿足相互關系的生存方式入手，進一步分析生存方式實現(xiàn)的條件，即生產方式。然后把人類生存方式的條件納入到生產方式中加以研究，從人與土地生產關系的分析到中介于社會分工和協(xié)作，人與勞動工具、人與資本的生產關系的分析，闡釋在生產力專門化的過程中，生產數(shù)量與質量的提高以及人在片面生產方式條件下創(chuàng)造能力降低的雙重變異過程。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揭示如何在變革人的生存方式的前提下，構建提高人類創(chuàng)造能力的社會條件。在馬克思的這一分析中，生產諸要素的邏輯發(fā)展與生產關系的邏輯發(fā)展是相互交織、同時并存的。論述的是生產力諸要素與生產關系諸要素如何具體地、歷史地發(fā)生作用與反作用的動態(tài)機制。

第二，強調生產關系運作的實現(xiàn)機制。在馬克思制度哲學的思想中，與“教科書”對生產關系三要素僅僅停留在一般理念的界定或僅僅揭示其一般特征不同，而是通過生產關系具體的歷史實現(xiàn)形式，闡釋生產關系諸要素對生產力發(fā)展的作用。例如，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探討，“教科書”僅僅局限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一般理念的探討，而沒有進一步分析生產資料所有制理念實現(xiàn)形式的具體制度如何激勵或約束生產力發(fā)展的運作機制。這就為把生產關系看作生產力的外在形式而忽視生產力的內在要求，片面追求生產關系超前或滯后的理念效應提供了可能。在馬克思制度哲學思想的分析中，把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xiàn)方式具體化為歷史中的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如公社共同體占有制度、土地公有制度、城市行會制度、財產關系制度、占有權與使用權制度、剩余勞動分配制度以及這些制度在法權關系上具體形態(tài)，如，雇傭制度、管理制度、公司制度、貿易制度、稅收制度、貨幣制度、交換制度以及股份制，等等。不僅如此，馬克思還進一步分析了所有制的具體實現(xiàn)形式在不同所有制的理念要求下所具有的不同性質的功能，甚至可以跨社會形態(tài)的應用。這是由于所有制具體的實現(xiàn)形態(tài)在歷史的形成過程中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它是適應生產力的必然要求，是人類進步、知識創(chuàng)新的產物；另一方面這些所有制具體的實現(xiàn)形式又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具有片面性。因此，當一種新的所有制建立起來之后，可以揚棄所有制具體實現(xiàn)形式的片面的歷史條件，拓展其“科學性”的實用價值。

第三，深化了社會形態(tài)自我運作的內部協(xié)調機制。在“教科書”的理論體系中，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主要是以沖突的“突變規(guī)律”來理解，其目的在于說明兩種不同社會形態(tài)的制度更替。而對于同一社會形態(tài)自我運作的內部調整及協(xié)調規(guī)律缺乏充分的理論闡釋，從而很難為平衡、有序、漸進的社會形態(tài)的內部發(fā)展提供有效的方法論的指導。在馬克思的制度哲學思想中，探討了同一社會形態(tài)內部生產力、生產關系諸要素與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協(xié)調運作的發(fā)展機制。在馬克思看來，某一社會形態(tài)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聯(lián)系并不一次性地直接地表現(xiàn)出來的，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環(huán)節(jié)的中介結構表現(xiàn)出來。在歷史的發(fā)展中，中介結構的制度環(huán)節(jié)是隨著生產力諸要素的不斷發(fā)展而不斷地生成、完善的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例如，當科技創(chuàng)新日益成為生產力重要動力的時候，知識產權激勵與約束制度就會相應而生。當人的才能對創(chuàng)新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時候，界定人的才能的貢獻率與其收入相對稱，分配制度也會相應而生。不僅如此，整個社會也會與之相適應，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形式界定公平、正義、合理化等價值觀念，直至意識形態(tài)作出相應的調整，其目的是追求一個社會的整體收益。

簡言之，馬克思制度哲學的思想對于現(xiàn)時代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還需要我們進一步地研究，并結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加以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