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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聦嗔Φ乃伎紡奈赐?，他的權力研究采用的是開放主義態(tài)度。在事件面前，在現(xiàn)實面前，在歷史的壓力下，在任何可能的啟示性光線的照耀下，權力都可能被再次思考，不停地重讀、質疑、修改、更正、定位。對權力的思考，永遠不是終結性的，相反，它總是未完成的，總是在摸索中，用?？伦约旱脑捳f，他是一個“瞎子經(jīng)驗主義者”，他既沒有一般理論可借鑒，也沒有現(xiàn)成的工具來利用。?？虏]有將權力本質化，并沒有提出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實體。大致說來，?？驴疾炝巳N權力形式，一種是否定式的國家權力、君主權力、法律權力。這是人們最易于理解的權力，這種權力的本性是鎮(zhèn)壓、消滅、抹擦、否定，它與暴力機器相關，它的手段通常是屠戮，它的典型意象則是血，屠刀起落中飛濺的鮮血。第二種權力形式則是規(guī)訓權力（disciplinepower），這是?？轮攸c探討的權力形式。規(guī)訓權力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鎮(zhèn)壓和消滅式的，相反，它是生產性的、造就式的，它不是讓對象歸于無和沉寂狀態(tài)，而是生產出某種有用而馴服的產品。具體地說，規(guī)訓權力針對著身體，將身體進行反復的改造、矯正、生產，目的就是生產出標準化和規(guī)范化的人體，這些人體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工作中都符合某種規(guī)范化目標。人體在權力的生產和矯正中既有用，又馴順，而且有關自身的知識也被權力建造起來。在生產性權力的揉捏、造型和擺布下，人和人體都是被動的、聽話的、他律的，都是可以被反復地塑造的。以此為基礎，?？绿岢隽怂牡谌N權力形式：生命權力(bio-power)。生命權力和規(guī)訓權力在性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生產性的，肯定性的，積極性的，都不是殺戮式的，不是君王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消滅式的，相反，權力在保持、激發(fā)、促進、生產和投資它的對象。如果說，規(guī)訓權力的主要對象是人體，那么，生命權力的主要對象是生命。生命權力正是這種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調節(jié)生命的積極權力，它在生命、人類、種族和人口的層次上發(fā)揮作用。圍繞著生命，生命權力和君王的屠殺權力針鋒相對，這也是肯定權力和否定權力的針鋒相對。

?？滤傅纳鼨嗔π纬捎?8世紀，它關注生命，關注作為生物過程的人體，將人體作為繁殖生命的基礎，它根本的關心是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壽命和質量，?？路Q這種生命權力為人口的生命政治學，它對人口進行積極的調節(jié)，干預和管理?！皩ι眢w的規(guī)訓、對人口的調節(jié)構成了兩極，控制生命的權力就圍繞著它們而展開。古典時期建立起來的這個偉大的雙重技術——解剖學和生物學的，個體化和具體化的，它著眼于身體性能，關注生命過程——使得權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殺，而是對生命完完全全地投資?！边@種生命權力就是要管理生命，它使生命第一次納入到權力和知識的視野中，納入到歷史的視野中，納入到政治技術中。這些包圍著生命的權力-知識，目的就在于要更好地維護和肯定生命。權力就不是屠殺生命，而是相反，是促進生命，是使人活，是提高生命的價值，是控制事故、缺陷、流行病并消除一切可能的對生命構成的威脅，對于生命而言，生命權力是肯定性的，它旨在消除疾病，建立醫(yī)學知識和公共衛(wèi)生機構，總之，它要對生命負責。它管理和干預的領域，它要建立的知識領域是：“出生率、發(fā)病率、各種生理上的無能，環(huán)境的后果。正是關于這一切，生命政治學抽取其知識并確立干預和權力的領域?！?/p>

?？略凇吨R意志》的眾說紛紜的最后一章中首先提出了生命權力的觀點。但是，?？聦Υ苏Z焉不詳，后來，在1976年和1978年的法蘭西學院的講座中，?？略俅巫髁松钊氲难芯亢脱a充。在題為《治理術》的講座中，福柯間接回答了生命權力出現(xiàn)的歷史契機。生命權力是怎樣出現(xiàn)的？或者說，在怎樣的歷史瞬間，權力開始關注人口和生命，關注它的健康、安全和興衰？權力為什么要“治理”和“拯救”生命？福柯將它的權力譜系學再一次追溯到16世紀。這一次，?？率菍⑷丝诤椭卫硇g(govermentality)聯(lián)系起來討論的，是在國家范圍內討論的。?？略诖艘卮鸬膯栴}是，在治理術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它是怎樣將其目標逐漸轉移到了人口和生命上？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表述形式是：治理術怎樣演變?yōu)樯鼨嗔Γ炕蛘哒f，治理術是怎樣采用生命權力的形式？在?？逻@里，治理術并不等同于權力，但是在它的某一個階段，它會和某種權力形式重疊，它們的對象、趣味、焦點、目標可能重疊。實際上，針對人口的治理術，和針對人口的生命權力就是一種重疊。二者都關注生命和人口，都將生命和人口的質量的改善作為目標。生命權力是漫長的治理術的重要一環(huán)，福柯的結論是，治理術在經(jīng)過反復的演進后，是在18世紀，將其對象鎖在了人口上。這樣，治理術才采用了生命權力的形式。如果說生命權力僅僅是針對著生命、人口及與人口相關的要素的話，那么，治理術的歷史和對象范圍寬泛得多，它只是在人口這里獲得了戲劇性的變化并同生命權力重疊，或者說，它才采用了生命權力的形式。那么，治理術是怎樣一個過程？它到底如何轉變?yōu)樯鼨嗔Γ?/p>

福柯在題為“治理術”的演講中，勾勒了治理術的三個演進階段。首先是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所體現(xiàn)的治理思想?！毒髡摗返暮诵氖牵鳠o論是通過什么手段獲得君權，他都不是自然的君權本身，君主是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君權的，這也意味著，他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失卻君權，君主和君權之間的紐帶就不是固定的，牢靠的，一勞永逸的，君主隨時面臨著喪失君權的威脅。在馬基雅維里看來，君主和君權之間的脆弱紐帶——這也是一個人為紐帶，它們沒有根本性的，自然的或法律的聯(lián)系——隨時都會崩斷。這種崩斷的外力既可能是君主的外在敵人，也可能是君主的造反臣民。這樣，君主就得通過行使權力來強化和保護自己的君權。對君權的保護技巧、對君主和君權之間脆弱的紐帶的維護，就是馬基雅維里式的治理的藝術，它需要兩項能力：對君主所面臨的危險的辨識能力；發(fā)展一種操縱藝術，使君權得以保護和維持。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學就這樣被視作君主如何保護君權的政治學。對馬基雅維里而言，君主的權力對象有兩樣東西：一是領土，一是居民。馬基雅維里有意地將主權同君權重合，無論是君權還是主權，領土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君權就是要維護主權。在他這里，治理最主要的是對領土的管理和控制，就是確保主權，確保對法律的絕對遵循。

接下來的治理術——?？滤v的第二階段的治理術——正是對馬基雅維里的治理思想的綿綿不斷的批判。這類治理藝術的核心是，“把經(jīng)濟(家政)引入政治實踐中”，具體地說，就是“如何將經(jīng)濟——也即是說，對家庭中的個人、物、財富的正確管理方式、使家庭興旺發(fā)達的正確方式——將父親對其家庭的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注引入到對國家的管理中來?！边@樣，治理國家就不再僅僅是保護君權，而是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上建立家政。君主對國家的居民，對居民的財產和行為的管理，就應當像家長對待家務和財產一樣進行控制。這類治理藝術并不涉及領土，它關心的是人和事情構成的復合體，實際上，它關心的是人，是與事(財富、資源、謀生手段、領土)相關聯(lián)、交織的人，領土不再是治理的主要對象。

但是這種以家政為基礎的治理藝術的發(fā)展并不順利，在18世紀，因為人口的擴展，治理藝術的尷尬境況得到了改善，它的障礙也消除了。為什么人口問題掃清了治理藝術發(fā)展的障礙??？碌慕忉屖?，在人口問題出現(xiàn)以前，治理藝術是以家庭管理作為模式的，但是，人口問題一出現(xiàn)，治理藝術就找到了一個新的出口。人口問題不可能在家庭模式中得到解決，因為“人口有其規(guī)律性，有其死亡率和發(fā)病率，有其自身的稀缺循環(huán)”，此外，與人口相關的還有流行病、遷移、風俗，職業(yè)活動等。更重要的是，它還引發(fā)了一些經(jīng)濟后果。所有這些，使得人口問題無法還原到家庭維度，對人口的治理，就無法以家庭模式作為基礎來實行。或者更準確地說，家庭不能提供基礎性的治理模式，家庭倒是被包括在人口問題之內，它成為思考人口問題的一個手段，而非模型，家庭這個治理模型消失了，一種新的針對著人口的治理術出現(xiàn)了。

這就是第三種治理術，也是直至目前的最終治理術，它出現(xiàn)于18世紀。這種人口治理的目標就是人口的福利，它包括增加財富、提高健康、延長生命等等。正是在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治理術和生命權力的重疊和交織。?？掠懻摰?8世紀的新治理術的出現(xiàn)正是生命權力的誕生，在《知識意志》中，生命權力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主要權力實踐圖式，他在那里斷言，社會從此進入了“現(xiàn)代生物階段”，在這里，在《治理術》中，他同樣斷言，這個治理術到今天還“牢不可破”，它占據(jù)了主導地位，現(xiàn)在是一個人口治理術的社會?！拔覀兩钤谝粋€‘治理術’的時代”。無論是“生命權力”為標志的“現(xiàn)代生物階段”，還是“治理術”時代，對人口的管理成為社會的最主要目標，在此，治理術采用的是生命權力的實踐形式：二者都是對于人口的管理，都產生關于人口的知識，都將人口和生命作為最后目標，都成為今天的主導權力形式，最后，都動搖了傳統(tǒng)的國家模式和形態(tài)，都奠定了一種嶄新的國家權力實踐圖式。

這個新的國家形態(tài)因為要促進人口和生命的質量，它就不是殺人成性的屠戮國家。因此，它似乎擺脫了暴君和血腥的形象。它不再是野蠻的鎮(zhèn)壓和懲罰，而是善意的治理和救助。它的核心機制是確保安全。這是一種維護生命的治理性國家。它與那種嚴酷的冷血巨獸的國家截然對立。對生命的治理權力而非對生命的屠殺權力；松散的治理性國家而非嚴酷的君主國家；對人口的關注而非對領土的關注，?？滤蠢粘鰜淼倪@一政治學趨勢，在今天，在人權和主權的不盡紛爭中，在世界各地彌漫的炮火和硝煙中，不是引發(fā)了巨大的回聲嗎?現(xiàn)代形形色色的戰(zhàn)爭和種族主義的引發(fā)完全可以在治理權力或者生命權力的框架內得到解釋。因為，“在19世紀，權力占有了生命，承擔了生命的責任，它通過身體的規(guī)訓技術和人口的調節(jié)技術，完完全全覆蓋了從有機體到生物學，從肉體到人的全部。”如果說，戰(zhàn)爭和種族屠殺是針對著肉體和生命的話，是與人口密切相關的話，那么，它們就能夠在治理性國家的背景下，在生命權力的框架內得到解釋。

福柯在1976年的法蘭西學院講座《必須保衛(wèi)社會》中將生命權力和種族主義聯(lián)系起來。乍一看，生命權力怎么會引發(fā)戰(zhàn)爭呢?因為它是在提高生命、延長壽命、規(guī)避風險、消除疾病，它是以生命和健康作為對象和目標的，在這種情況下，它怎么可能殺人呢?“這個主要目標是使人活的權力怎么可能讓人死呢?在圍繞生命權力的政治體系中，死亡的權力、死亡的職能如何運轉呢?”福柯正是在這里談論種族主義。在他看來，種族主義進入現(xiàn)代國家機制中，與生命權力密切相關，生命權力促發(fā)了種族主義，并使種族主義成為國家的根本性權力機制，國家通過種族主義而發(fā)揮功能。怎樣理解?？碌倪@些論斷呢？

我們先看看?？碌姆N族主義概念。什么是種族主義?“首先，它是最終在權力承擔生命責任的領域引入斷裂的手段，是應當活的人和應當死的人之間的斷裂。”種族主義是斷裂、區(qū)分的手段，它將人類的群體、人類的統(tǒng)一性和連續(xù)性分開，它將人類分類，有些種族低等，有些種族高級，有些種族好，有些種族壞，這些人類、人群、人口從其內部錯開了。換一種說法，人口的生物學類型得到了劃分，不同種族占有不同的生物學知識和生物學領域，人口內部就不再是同質性的，而是一個混和的差異性種族的集合。人口的生物學統(tǒng)一體——這一生命權力的對象——被分裂了，這是種族主義的第一個功能。種族主義的第二個功能正好和生命權力的旨趣相吻合，或者說，它借用生命權力的運作方式而發(fā)揮作用。生命權力的目的是，要維持生命，要更好地生存。種族主義以此為契機，它進一步地提出了為更好地生存的方案，那就是：“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須死掉?！狈N族主義就這樣在“我的生存”和“別人的死亡”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自然而然地，在一個人口的總體中，在被分隔的人口總體中，一些強壯的種族為了更強壯，為了更健康，為了生活得更好，為了更好的繁衍，就希望低等的種族、不正常的個人、人類的退化者消失、消除、滅絕。他人的死亡，我個人的生命安全就得以保障。種族主義就這樣借助生命權力而展開，它按照生命權力的模式而展開。在種族主義中，生物學關系比軍事關系、政治關系和戰(zhàn)爭關系更為基本。正是在生命權力的需求下，種族主義才行動，才發(fā)起殺人的戰(zhàn)爭。它不是為了戰(zhàn)勝政治上的對手，而是要消滅生物學上的危險，它不是靠政治手段，靠非暴力的方式讓對手聲名狼籍，一敗涂地，而是為了提高種族質量、提高人口的純度和價值而抹除對此造成的任何生物學威脅。殺人，處死的前提是鞏固人種和種族，也可以說，種族主義的殺人就是為了在生物學上使這個種族健康，這是它的根本目的——一個生物學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和領土目的。

在19世紀，種族主義就這樣從生命權力中派生出了它的特有形式，種族主義和國家機制相結合，整個國家就在生命權力的支配下變成種族國家。這種國家“被迫利用種族、種族的清洗和種族的純潔來行使它的統(tǒng)治權，通過生命權力，使人死的權力的古老統(tǒng)治權的職能導致了種族主義的職能、建立和復活。”古老統(tǒng)治權使人死的目的本是報復、懲罰和顯示君主的至上威嚴，但是，生命權力使人死的目的則是確保生命的安全和價值。這兩種權力雖然都使人死，但最終目的不一樣，對種族主義而言，它借用古老統(tǒng)治權的使人死的手段，卻是為了達到生命權力使人活的目的。種族主義國家完全按照這種奇特的觀點手段目的而施展其職能。它一定要殺人，殺別的種族，從而保證自己種族的安全，消除它面臨的危險。這種新的種族主義就不僅是一種種族蔑視、仇恨，不僅僅是心理上的種族敵意，也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灌輸，它與思想、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謊言無關。這種新的種族主義的獨特性就在于生命權力灌注其間，這種19世紀發(fā)展起來的生命權力成為它的基礎。正是生命權力的高度而成熟的發(fā)展，使納粹國家成為一種全新的種族主義國家。納粹的生命權力無孔不入，生命權力的兩種形式——對身體的規(guī)訓權力和對人口的調節(jié)權力——伸展到了納粹社會的每個角落，“沒有比納粹更有法律的國家；也沒有哪個國家進行的生物學調節(jié)比它更緊密更堅決”，更有保障和更有計劃。正是因為生命權力的蔓延和密布，殺人的權力就喪失了控制，因為生命權力為了生命目的而要殺人，哪怕生命遇到了一點點威脅，它就要殺人，生命權力前所未有地成熟，它變得十分敏感，對威脅變得焦慮、緊張，基于此納粹設想自己，自己這個種族永遠處于危險之中，處于別的種族的危險之中，它將自己的種族，全部人口，暴露于死亡面前。只有這樣，只有面臨著死亡威脅，它才能成為高級的種族，并決定性地再生。同時，其他的種族就被奴役、被屠殺，被滅絕。戰(zhàn)爭就在這樣的生命權力的驅使下發(fā)生了，殺人權力也在生命權力的目標下肆無忌憚。這樣，經(jīng)由生命權力，國家殺人的職能就通過種族主義來保證。戰(zhàn)爭、種族主義、大屠殺，都通過生命權力，找到了它的現(xiàn)代形式。

福柯是在二十多年前提出這些觀點的，令人驚異的是，這些觀點在今天絲毫沒有喪失它的力量和批判性。生命權力通過種族主義殺人，它通過別的方式也可能殺人，只要是生命遇到了威脅，生命遭到了一絲一毫的恐怖警告，生命權力就會竭盡所能，就會發(fā)揮它的最大力量，就會變得歇斯底里，就會讓一個群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變得焦慮而沒有理智。什么樣的國家的生命權力更敏感、緊湊、有力和嚴謹？顯然，不是那些落后、貧窮、荒涼的國家，不是阿富汗、伊拉克或盧旺達這樣的國家，在這些國家里，生命還沒有獲得它的恰當知識，生命沒有進入歷史中，沒有進入“現(xiàn)代生物階段”，沒有進入政治技術的包圍中，沒有出現(xiàn)?？滤f的人口的生命政治學，沒有那種生命權力。在這些國家里，生命只是憑靠本能在喘息、蹣跚、掙扎。生命停滯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方面，生命的全部目的就是維持生理學意義上的生命。在這里，生命從來不會得到自身的反思性知識，它既不邪惡，也不悲天憫人。生命沒有注入別的意義，無論是神學的意義，還是世俗的意義；這不是一種有權利和有分量的生命，這是麻木的生命。因此，屠殺，像外科手術一樣不是犯罪，而是游刃有余般的輕浮嬉戲。死亡，既不悲鳴，也不歡樂。死亡的氛圍是孤獨和冷靜。這里的死亡，哪怕是兒童的死亡，也激不起池塘中的細微浪花。

但是，在那些成熟的現(xiàn)代生物國家呢？這里的生命就承載了太多的分量和意義。這是高貴的生命，它總是在自我反思，圍繞著生命，一大堆醫(yī)學知識和哲學知識建立起來，前者從生理的角度促進健康，它使生命活得更持久，更有耐力，更有質量。后者確定了這種生命的價值、意義、品質，它為前者提供了依據(jù)，成為前者的理由、動力。這兩種知識相互促進，相互解釋，相互交織，相互強化，這樣，生命，就成為熠熠發(fā)光的對象，這是照亮一切的核心，所有的事物都要在生命這里受到權衡和檢驗，生命成為一切行動的出發(fā)點，成為基礎性的評判標準。政治技術開始包圍生命了，一種旨在促進生命的權力日益強化、警惕、敏感。消除對生命的威脅成為生命權力的本能性傾向。

我們看到，今天，由于歷史階段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原因十分復雜——的確存在著兩種有關生命的知識和權力，存在著兩種對待死亡的態(tài)度。對于充斥著成熟的生命權力的國家而言，死亡緊緊地勒住了整個國家的神經(jīng)，為了避免死亡，生命權力要不惜代價地消除死之威脅，“這種使人活的權力”終于要殺人了，我們在最近的以色列的所作所為中，看到了生命權力的瘋狂實踐，他們將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看作是安全行為，自我保護行為，看作是對于生命的維護行為。他們將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入侵看作是防護墻的設置。這些屠殺和入侵就此改變了它的性質，它成了拯救、保護、促進生命的安全措施。使別人死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活。但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呢？在以色列看來，這些生命無關緊要，這些生命尚沒有進入歷史的生物階段，它既沒有知識，也沒有意義；既沒有分量，也沒有價值。這是不能和他們相提并論的生命，這也是一個不能和他們相提并論的種族，因此，這是沒有生命權力保障的生命，死亡可以輕松地光顧這種生命。以色列人的生命是泰山，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是鴻毛。就此，我們可以理解，在巴以這次漫長的沖突中，以色列失去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少得多，但他們覺得自己是更大的受害者。在以色列人看來，生命并非等價的：巴勒斯坦人每引爆一次人體炸彈，就會得到一次大規(guī)模的報復，就會有多得多的生命邁向死亡。在以色列人這里，他們失去生命，就會將巨大的憤怒洶涌地點燃。生命，是的，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而巴勒斯坦人失去生命呢？以色列人并不覺得那是和自己一樣的生命，他們的報復是基于這樣的生命知識而采取的行動：我們的生命更有價值，你們的生命更卑微，我們的死亡需要你們更大規(guī)模的死亡來補償。以色列人僅僅將巴勒斯坦人的人體爆炸視作是低級生命和種族慣有的瘋狂之舉，野蠻行徑，視作是襲擊高等種族的恐怖主義獸行，是的，這確實是野蠻行徑，但是，他們意識不到這里同樣埋伏著生命的毀滅，意識不到生命毀滅時夾雜著的絕望深淵，尤其意識不到這是絕望生命的最后一刻埋藏著的憤怒的轟然爆炸。他們沒有認真地對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們只認真對待自己的生命，以色列人決不會像巴勒斯坦人那樣用生命的自毀來毀掉他人的生命，它的報復和屠殺借用的是器械，而不是生命。他們的坦克和飛機決非簡單的報復，而且還夾雜著高級生命和高級種族的炫耀，自尊，權勢。這是沒有內疚感的報復，因為，卑微的生命對高級生命的襲擊就是恐怖主義行為，而高級生命對低級生命的滅絕則是安全行為。這樣，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以色列在遭到國際社會的指責后，沒有一絲一毫的退讓。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尤其置于巴勒斯坦人之上。

巴以之間的沖突根源是領土，但是在這場相互針對生命的攻擊中，領土問題退到了其次。生命問題突出出來，或者說，生命權力膨脹到了它的顛峰，它甚至暫時忘了它的起源。在愈演愈烈的報復和殺人循環(huán)中，人們似乎忘了殺人的最初根源，人們忘了事件的起因，只知道瞪著眼睛仇殺，或者保命。只有生命在這個血腥的舞臺上演出。這是喪失了根基和理由的生命權力的瘋狂實踐，但是，以色列的膨脹而敏感的生命權力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絕對的安全，而是將他們投于更大的危險中。在此，一旦生命權力崩緊了它的神經(jīng)，并變得氣勢洶洶，它就可能走向它的目標的反面。也許，恰當?shù)霓k法是，應該松綁一下警惕的生命權力，尤其是剔除它的以安全為目的的殺人權力。應該在種族和種族之間建立平等的生物知識、生命知識。對以色列來說，確實應該防止恐怖，但不應該防止恐怖而殺人。殺人禁止不了恐怖，只能無限多地生產恐怖。

猶太人曾經(jīng)因為被當成低等種族，因為被看作是別人的生物學上的安全威脅，而遭到屠殺。如今，他們也時時刻刻感到了安全威脅，但是他們也在殺人。他們被屠殺時，他們被當成了低級種族，他們的生命被踐踏；而他們殺人時，則把自己當成了高等種族，他們踐踏別人的生命。也許，今天的戰(zhàn)爭和殺人總是在自命不凡的種族和生命那里展開？總是在安全的名義下展開？總是要將自己置于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下而展開？是的，如今所有的武器生產和軍備擴張的旗幟上都寫著安全和防御，但是，最終，它們無一例外地變成了殺人的殘暴工具。歷史，真的會像?？滤f的那樣，在和平的瞬間——僅僅只是瞬間——也洶涌著戰(zhàn)爭的潛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