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中國20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是從1898年的維新運動開始萌發(fā)的，但是，真正體現(xiàn)啟蒙精神的真諦———“重估一切價值”是從開始的。五四啟蒙者以懷疑主義的目光和批判的態(tài)度來審視一切，魯迅以“狂人”之口說出了啟蒙者共同的心聲:“從來如此，便對么?”由是，人們開始運用理性來審判傳統(tǒng)文化，進而以反傳統(tǒng)的態(tài)勢開始了對國人的理性啟悟。同時，在五四啟蒙精神的啟示下，“問題小說”應運而生。雖然問題小說普遍膚淺、幼稚，藝術生命短暫，未能體現(xiàn)出五四啟蒙文學應有的高度，但魯迅的啟蒙主義小說卻是一個例外，其對啟蒙的相關拷問使五四啟蒙文學達到了應有的深度，體現(xiàn)出了獨特的價值所在。有人認為，魯迅啟蒙主義小說的價值在于:它一方面以其對封建宗法制度與禮教觀念的整體性否定克服了維新派啟蒙運動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以其深邃的主題意蘊與復調的藝術結構遠遠地超越了“問題小說”的幼稚膚淺。④然而，魯迅之于啟蒙的價值遠不止于此，還體現(xiàn)在他對啟蒙主體靈魂的挖掘與拷問、對啟蒙自身的質疑上。在直面被啟蒙者的精神狀態(tài)、描述他們荒原一般的沉靜的吞噬力方面，魯迅的深刻是無人能及的。然而，更為深遠的則是魯迅對啟蒙主體靈魂的挖掘與拷問。在五四啟蒙文學中，啟蒙者一直以話語言說者的身份出現(xiàn)，對“失語”的被啟蒙者保持著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然而，這種狀態(tài)下的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的隔閡是那么鮮明地存在著的:《藥》中的革命者向被啟蒙者宣傳革命道理得到的是一頓毒打;《故鄉(xiāng)》中啟蒙者“我”與被啟蒙者閏土間的鴻溝永遠無法逾越……當人們就此把目光聚焦到被啟蒙者的麻木不仁時，魯迅卻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啟蒙者即啟蒙主體自身靈魂深處的孱弱。在《祝?！分?，啟蒙主體“我”作為啟蒙話語的言說者，一直對被啟蒙的祥林嫂的愚昧與無知保持著人道主義式的同情與適度的高高在上，可就在二人的一場對話中，魯迅卻讓啟蒙主體暴露出了自身的困窘。祥林嫂在失去了生的基本條件與欲望之后，只向“我”問有關死的問題，這讓以出門在外、見多識廣為優(yōu)越感的啟蒙主體頓時失語———“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么躊躇，什么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啟蒙主體的尷尬正是魯迅對其靈魂的拷問，試想，連被啟蒙者在啟蒙范疇內的問題都回答不了，又怎樣去改變被啟蒙者生存的現(xiàn)實處境呢?進而在《傷逝》中，魯迅對啟蒙主體的拷問更為深刻。表面看來，子君是成功被啟蒙了的對象，她在那樣一個時代大聲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的權力?！边@無疑是啟蒙主體對于啟蒙客體的成功。然而，在被啟蒙之后，子君周圍的環(huán)境依然是那樣的黑暗與桎梏，以至于啟蒙主體與被啟蒙者只能一起向著滅亡沉淪，這也無疑體現(xiàn)了啟蒙主體靈魂的軟弱，無法為被啟蒙者提供強大的力量及出路。魯迅對這一問題的洞察，讓五四啟蒙文學變得更為深刻。

“人的文學”與其后的“平民文學”是五四啟蒙文學的成果之一。而這一文學觀念則始于“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通過《新青年》所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在五四時期造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影響，引起一般青年男女向上的熱情，造成了一個可以稱為“個人解放”的時代。這標志著五四知識分子以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重構本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的開始。③因而，五四啟蒙最響亮的口號就是“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五四啟蒙的不同凡響，就在于對個體價值的發(fā)現(xiàn)與認同。然而，雖然五四啟蒙先驅們認為個體自由是西方文明先進之源，卻并未重復西方自由主義的個體至上道路，而是時時牢記個體對自身的信仰、他人、社會的責任。胡適認為:“真的個人主義”具有兩個基本特性:一是具有獨立的思想，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也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jiān)禁殺身，只認得真理。④由此可見，五四啟蒙先驅構筑本民族思想道德文化時提倡的個人主義，在自由的向度上是與西方存在差異的，這種差異來自于儒家文化傳統(tǒng)的“憂患”、“入世”、“承擔”的精神的影響。儒家思想教化中國人:“道德”是立人之本———“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盡管五四啟蒙先驅們認為仁義道德是“吃人”的手段，但由于與傳統(tǒng)文化永遠無法割舍的聯(lián)系，使他們在激烈的以反傳統(tǒng)的手段進行啟蒙時，卻仍然保留著以道德來評判一切的價值觀。胡適即為一例———他的筆下盡管是反抗舊道德舊婚姻的，卻仍然接受母親的包辦婚姻放棄了自己的愛情。如是，在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影響下形成的五四啟蒙文學的“新道德”，形成了與西方啟蒙異質的道德文化，這一差異也有效阻止了五四啟蒙文學走向理性霸權主義的偏差。事實上，西方啟蒙運動之初，對道德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認知的?？档略凇秾嵺`理性批判》中指出:“我們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們的內心道德律使我們獨立于動物性，甚至獨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擺脫塵世的限制，向往無限的自由世界。這才真正體現(xiàn)了我們作為人類的價值和尊嚴?！笨梢娙藗冃枰缘赖聻榫裰е鶃砭S護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如果西方啟蒙運動一直保有這個精神參照維度的話，就不會在科學至上主義與工具理性的驅使下把人從自然中異化出來，以至于使啟蒙一步步退化為神話?？梢?，啟蒙運動中的道德向度是有著重要的糾偏意義的。因此，盡管五四啟蒙先驅們視不能脫離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為自身弊端，一直努力以決絕姿態(tài)力圖擺脫，然而就在他們與傳統(tǒng)文化糾纏并努力超越傳統(tǒng)的努力中，五四啟蒙精神在人的解放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某種程度上的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tǒng)一，這也恰是五四啟蒙文學的獨特價值之一。

本文作者：姜麗清作者單位：吉林師范大學

【內容提要】以新時期初西方存在主義文學的傳播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傳播策略的考察，指出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思想語境下，為達到傳播存在主義文學的目的，中國知識分子展開了與意識形態(tài)和啟蒙話語的頡頏互競，為存在主義文學的傳播獲取了意識形態(tài)與啟蒙主義的雙重合法性，從而推進了存在主義文學的傳播。

關鍵字：文學、傳播、策略

Abstract：intheneweratothebeginningofWesternliteratureexistsforthedisseminationofresearchthroughitsstrategyforthedisseminationofthestudy,pointedoutthatatthetimeofaspecificsocialcontextofthinking,fordisseminationtoachievethepurposeoftheexistenceofliterature,ChineseintellectualsstartedIdeologyanddiscourseoftheEnlightenmentandtheantagonismamongcompetingfortheexistenceofliteratureaccesstothespreadoftheideologyoftheEnlightenment應該得到現(xiàn)代無產(chǎn)階級的接待，我們不能拒絕薩特所留下來的這份精神遺產(chǎn)，這一份遺產(chǎn)應該為無產(chǎn)階級所繼承，也只能由無產(chǎn)階級來繼承，由無產(chǎn)階級來科學地加以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⑦這番言論發(fā)表在薩特逝世后不久，頗有為薩特蓋棺定論的意味。不過柳鳴九的分析，使薩特的“傾向性文學”變成了一種與政治斗爭密切相關的戰(zhàn)斗文學，而其真正內涵卻被深深遮蔽。事實上，有關外部世界的政治斗爭只不過是存在主義文學的一個側面，對存在主義哲學的文學演繹才是薩特等人的創(chuàng)作旨歸。在薩特的創(chuàng)作中，作家不僅書寫著人類普遍的精神困境，還細膩描繪了筆下人物遭受現(xiàn)實異化的生存圖景。他對人類惡心式生存體驗的敘述，對人類擺脫自在生存方式后向自為境地進發(fā)的英勇舉動，都傾注了遠比政治斗爭更大的熱情。所謂的“傾向性文學”或“戰(zhàn)斗文學”，其實質都與人類脫離存在困境的精神苦斗密切相關。柳鳴九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但出于某種傳播策略的需要，他不惜以誤讀存在主義文學為代價，希冀通過對薩特的政治解讀來推進存在主義文學的廣泛傳播。由此引發(fā)的一個傳播現(xiàn)象，便是語言游戲的大行其道：利用新時期初相對含混和自由的語義空間，中國知識分子憑借有意誤讀的傳播策略，將存在主義文學本土化，并于此過程中逐步完成了存在主義文學的知識合法化。在新時期初的政治格局中，如果按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標準去衡量，大部分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政治立場都不夠合格，甚至有許多現(xiàn)代主義作家因其階級屬性而被意識形態(tài)目為“反動”作家。因此，介紹哪些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和作品就不再是一個介紹者的個人興趣問題，它還關涉到介紹者本人的政治立場。在經(jīng)歷了“”腥風血雨之后，對于政治運動的恐懼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正是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在介紹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時，往往側重于介紹那些在政治立場上與無產(chǎn)階級作家較為接近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但這些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政治立場大多取決于個人的價值取向，而非經(jīng)過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度闡釋的政治立場。

二、在新時期初存在主義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利用人道主義思想潮流，論證存在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屬性，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種傳播策略。而這一傳播策略的實質，就是為存在主義文學尋求啟蒙和意識形態(tài)的雙重合法性。

由于人道主義作為新時期初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成果，代表著當時啟蒙主義的具體傾向。因此，假若能夠證明存在主義文學具有人道主義屬性，就能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層面賦予存在主義文學一種啟蒙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發(fā)生于1979、1980年間的人道主義大討論，其實質就是為人道主義思想尋求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依據(jù)，當時如“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等提法充分反映了這場討論的思想實質。因此，假若能夠證明存在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屬性，就能在論證存在主義文學的啟蒙合法性之外，使其加入到爭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的思想潮流中。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業(yè)已意識到了證明存在主義文學的人道主義屬性是何等重要，他們通過一系列闡釋，最終證明了傳播存在主義文學不僅可以迎合思想啟蒙的需要，同時還能間接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權力根基。那么，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度闡釋中，存在主義文學究竟具有怎樣的人道主義性質?而啟蒙與意識形態(tài)的雙重合法性又將如何獲得?

1980年，《外國文藝》登載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⑧一文。該文標志著存在主義也加入了當時的人道主義大討論。在這篇文章中，薩特批判了一切對于人的先驗設定，認為人是時時刻刻都“注定要去創(chuàng)造自己的”。在薩特的解釋中，存在主義由于對人類主體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強調，認為“沒有任何價值或命令給予我們，以規(guī)范我們的行為”，因而是一種“人道主義”⑨。由于這一人道主義思想的批判鋒芒直指“”的個人崇拜和政治迷信。因此，《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被介紹進來，便成為新時期初啟蒙思想者的有力武器。

[論文關鍵詞]文學觀；“五四”時期；創(chuàng)作思想；沈從文

[論文摘要]“五四”時期，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受到爭議，筆者通過悉心研究，試圖全面深刻地揭示這一時期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思想的實質。而且，只有深層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時期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從文一生的文學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精神。

文學史上常有這樣一種文學現(xiàn)象：一定時代的文藝思潮固然對于一個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但一時的文壇上某些有關的文藝問題論爭，又往往與參加過論爭的作家的文藝創(chuàng)作長期實踐并不是一回事?！拔逅摹睍r期，沈從文用自己的心路與創(chuàng)作歷程證明，他走的是一條與其他作家迥然有異的創(chuàng)作道路。一方面寫作于沈從文是源于一種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發(fā)而體現(xiàn)了一種民間審美、民間創(chuàng)作立場；另外一方面，沈從文努力提高與凸現(xiàn)出“五四”傳統(tǒng)的個性主義，對這一傳統(tǒng)中的精神與超越維度進行張揚，同時，對“五四”某些創(chuàng)作精神又重新進行某種調整。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五四”時期，沈從文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復雜性、兩重性——進步與保守。

一

沈從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時期的“人生文學”，他在《窄乍而霉齋離閑話》中寫道：“‘京一樣’的人生文學”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過一時節(jié)國內詩歌的興味，對人以一個伸士或蕩子的閑暇心情，窺覷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鹵，狡猾，自私，一切現(xiàn)象使得人生悲憫的心，寫出對不公平的抗議。雖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觀念，以及抗議所取的手段，仍儼然是一千年的老派頭，所以老杜的詩歌，在精神上當時還有諸詩人宗拜取法的詩歌。但當前諸人，信心堅固，愿力宏偉。棄絕辭藻，力樸質，故人生文學這名詞卻使人聯(lián)想到一個光明的希望”；他還說要“重新把人生文學這個名詞叫出來？”頗有努力承續(xù)“五四”文學的精神傳統(tǒng)的意圖。然而，他所厭棄的時代現(xiàn)實卻正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產(chǎn)物，或者說，由于“五四”啟蒙傳統(tǒng)中的某些因素發(fā)生惡性畸變，從而導致了沈從文所厭棄的負面效應，于是當沈從文意圖提出一種矯正時弊的策略時，他并不對“五四”傳統(tǒng)進行簡單的否定，而是企圖以攜帶了當代教訓的眼光去反觀“五四”傳統(tǒng)，對之進行重新審視與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對這一傳統(tǒng)進行歷史救濟意義上的重新發(fā)揮，以期挽救這一傳統(tǒng)的自我否定式的惡性發(fā)展。

沈從文企圖對“人生文學”的口號作某種調整性的發(fā)揮?！拔逅摹眴⒚伤汲币云鋵ψ匀蝗宋锱c平民意識的高揚而沖擊與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識統(tǒng)治格局。這一點，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中有所昭示。周氏強調人是“從”動物進化的”“，這向我們顯示，人的動物性生存本能在當時獲得了思想界的正視與肯定，人的風俗日常生活得到了價值肯定，這種觀念對于文化領域內的職業(yè)化，商業(yè)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這一點上說，沈從文所厭惡的“海派作風”的形成與“五四”提出的這種啟蒙觀念的普及與擴展多少有聯(lián)系。

一、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

在文化研究發(fā)展的歷程中，源自英國伯明翰學派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令人印象深刻。前者試圖倡導一種通俗文化，認為文化是工人階級邊緣群體自己的呼聲，用于表達自身的價值觀，具有創(chuàng)造性;后者意在解密一種大眾文化，認為文化是國家權力為了實現(xiàn)意識形態(tài)的操縱而強加于人民之上的，具有壓制性。伯明翰學派的研究將以前被忽略和冷落的文學作品重新拉入到學術研究領域，將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非文學標準如性別、種族、年齡等納入到文學評價體系之中。而法蘭克福學派則以毫不妥協(xié)的批判姿態(tài)將批判理論納入到文學分析活動之中。由此，文化研究的發(fā)展不僅讓文學研究獲得了新的思路，也讓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批判性”進入到文學研究領域。在法蘭克福學派掌門人霍克海默看來，批判性乃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不同于以往社會學說的主要區(qū)別。批判一詞源于康德，對康德而言，批判是指關注理性與知識的條件與局限。對黑格爾而言，批判意味著反思，尤其是對精神的反思。而發(fā)展到馬克思那里，批判便是對資本主義這一特定歷史形式以及其交換過程的關注。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學說批判的著眼點在政治經(jīng)濟領域，那么，法蘭克福學派的興趣則轉向了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領域。由此，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CriticalTheory)逐漸在人文學科引起了矚目，并吸引著眾多學者嘗試著從批判理論的角度去審視文化現(xiàn)象和文學作品。到如今，批判理論已然激發(fā)了對諸多觀念的重新審視，例如歷史、啟蒙、權力等等。如果說，文學作品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文化產(chǎn)品，那么蘊藏在這種文化產(chǎn)品中的諸多觀念、術語必定會在文化研究的視域下閃現(xiàn)出新穎奇特的光輝。

二、批判理論與英美文學教學

眾所周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從西方知識界的思想源頭———“啟蒙”的觀念入手的。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1947)一書中，他們分析了啟蒙如何走向了它的反面，即從自由與解放走向了蒙昧與壓制。換言之，啟蒙從對理性追求開始，卻以新的蒙昧結束，尤其是在猶太人和邊緣人的問題上，它甚至讓我們看到“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導致的災難之中?！比缃?，“啟蒙的后果正在危害每一個現(xiàn)代人”，它讓每一個現(xiàn)代人的“批判與反思能力日益癱瘓”。從批判理論的視角去審視英美文學教學，不難發(fā)現(xiàn)，缺乏批判與反思能力成為了英美文學教學改革的最大瓶頸。首先在指導思想上，英美文學課程是作為一門與語言技能和人文素質相關的知識課程而設置的。根據(jù)《高等學校英語專業(yè)英語教學大綱》的描述，英美文學作為英語專業(yè)高年級的專業(yè)知識課程，其目的不僅僅局限于“培養(yǎng)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還應該“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其次，與指導思想相適應的實際教學操作模式著重培養(yǎng)的是學生的語言基本功和文學修養(yǎng)。在傳統(tǒng)的英美文學教學中，文學文本是封閉的，教師的視野局限于文本本身，授課方式以文本解讀為主，要求學生對作品進行細致深入的閱讀。這種文本細讀的方法受二十世紀二、三年代的英美新批評影響甚深，凸顯了文學文本的本體研究，但忽視了學生創(chuàng)新意識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事實上，在英美文學教學活動中，語言基本功的提高、人文素質的培養(yǎng)與思維能力的訓練同等重要。正如姚佩芝所言，“英美文學是一門以培養(yǎng)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人文素質為核心的綜合性課程”。同時，《高等學校英語專業(yè)英語教學大綱》在論及教學原則的時候也曾經(jīng)明確提出“加強學生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在教學中要正確處理語言技能訓練和思維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培養(yǎng)的關系，兩者不可偏廢?！庇纱耍挥性谥笇枷肷蠈⒂⒚牢膶W視為一門思維學科，才有可能在教學操作模式方面進行與思維能力訓練相關的改革。

三、文化研究視域中的英美文學教學改革

作為一門思維學科，英美文學教學意味著從“文本分析”轉向了“思維啟迪”，或者說，從封閉的文本解讀走向了開放的思維培養(yǎng)。事實上，只有指導思想經(jīng)歷了范式上的轉變，英美文學教學的操作模式才得以進行全面深入的改革。首先，擔任英美文學教學組織的教師必須在教學觀念上做出調整，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職責，在教學實踐中重視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對文學課教師而言，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不在于教會學生某種技巧，而在于讓學生逐漸養(yǎng)成敢于理性質疑的批判性態(tài)度。換言之，在文學教師的引導下，在對英美文學作品的學習中，學生不僅僅能夠運用批判性的眼光對教師授課方式、教材內容、所學文本提出不同的見解，還應該能夠提供支撐自己獨特見解的翔實材料，由此對所學之物、所見之事的“真實性、精確性、性質與價值進行個人的判斷”，從而獲得更為寬廣的視野和更加開闊的思路。其次，英美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應該做出適當調整。在英語專業(yè)的英美文學課程設置中，大學三年級開設的英國文學一般為32或者64個學時，美國文學32個學時。由于學時有限，教學內容一般以“文學史+選讀”為主。在講授中，英美文學教學內容除了常規(guī)的文學史和文學作品，還應該適當補充相關知識。例如在講授英國文學史上的啟蒙運動和啟蒙時期的文學時，不僅可以追溯啟蒙運動的思想與世界觀，還可以列舉諸如康德、法蘭克福學派等對于啟蒙的不同觀點，引導學生批判性地看待這一術語。在講授培根的散文時，教師可以對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論述提出自己的觀點，并引導學生從多個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在分析莎士比亞筆下夏洛克這一經(jīng)典人物形象時，可以從其猶太性入手，從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沖突，以及猶太民族所經(jīng)歷的滅國、飄零的歷史遭遇來看待這個人物。在講授美國文學與“美國夢”相關的作品時，鼓勵學生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待美國現(xiàn)代化歷史，對歷史重新定義，從而構建新的文本意義，以此讓他們在文本欣賞上達到更高層次。實踐證明，這些方法足以激發(fā)學生的興趣，對加深他們對文學術語、文學名言、文學人物以及文學文本的理解頗有裨益。最后，在文化研究視域下所進行的英美文學教學改革，可能會產(chǎn)生一些意料不到的問題。因此，需要采取教研相長的方法，注意解決問題和積累經(jīng)驗，同時將問題和經(jīng)驗上升到研究高度，通過教學實踐形成教研課題，利用教研成果去指導教學實踐，使兩者形成良性互動。如此，不僅僅可以形成良好的教學研究風氣，也在更高層次上提高了英美文學教學的質量。雖然，在文化研究的發(fā)展歷程中，文化研究時常遭到傳統(tǒng)英美文學研究者的抵制，被指責為一種外部研究。在傳統(tǒng)的英美文學研究者看來，文化研究視域中的文學偏離了文學本身而淪落為意識形態(tài)的對象。但是，文學研究作為一門人文學科，在很大程度關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說到底也是出自一種人文關懷。兩者所共有的人文屬性決定了彼此不僅可以和諧共存，還可以逐漸化為一體。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化研究與英美文學教學的結合必然會突破傳統(tǒng)文學教學的規(guī)范，使文學教學獲得新的生機?；蛘哒f，從廣闊的文化研究視角去看待英美文學，考察英美文學教學，無疑有利于英美文學教學走出囿于文本的困境，使英美文學教學不僅僅有助于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養(yǎng)的提高，也有助于學生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新意識的培養(yǎng)，從而在培養(yǎng)具有綜合文化素養(yǎng)的高質量英語專業(yè)學生方面真正地發(fā)揮作用。（本文來自于《遼寧行政學院學報》雜志。《遼寧行政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摘要：文學是我國十分重要的財富，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具有積極作用，現(xiàn)代性理論的出現(xiàn)，為我國現(xiàn)當代文學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有利于加快我國的研究轉型。本文旨在向人們介紹現(xiàn)代性理論及其對我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轉型影響，從而促進我國文學事業(yè)全面健康發(fā)展。

關鍵詞：現(xiàn)代性理論；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轉型

現(xiàn)代性理論內容包含黑格爾、馬克思、韋伯、尼采、海德格爾以及阿倫特等眾多名人的著作和理論，從中可以發(fā)掘出現(xiàn)代性的本質，具有現(xiàn)代性的價值。通過本文對現(xiàn)代性理論以及它在我國現(xiàn)當代文學轉型的作用進行分析，從而加快我國文學領域的發(fā)展進程。

一、現(xiàn)代性理論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影響

現(xiàn)代性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傳入中國內陸，對當時國內人文社科學界的研究方向和思維方式產(chǎn)生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許多領域都發(fā)揮著顯著的成果，以我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最為明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利用現(xiàn)代性理論出現(xiàn)了生機勃勃的局面，產(chǎn)生了眾多的理論成果，引起了一次次的學術討論，從而實現(xiàn)了研究范式和學術視野的重要轉型，但同時也造成了一定的理論和話語出現(xiàn)分歧與混亂的困境。現(xiàn)代性理論滲透到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內的各個方面，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的未來發(fā)展，現(xiàn)代性理論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著名學者溫儒敏對現(xiàn)代性理論作出了統(tǒng)攝性的認定，這說明現(xiàn)代性理論不僅可以影響著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也對研究領域所產(chǎn)生的方法論和意義具有革新的作用?，F(xiàn)代性理論使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煥發(fā)生機，綻放出了不一樣的色彩。

二、分析現(xiàn)代性理論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