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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學翻譯的特點
一般翻譯,即非文學翻譯,只要將原文的思想內(nèi)容表達出來,文字通順易懂,讀者就能得到與原文大致相同的感受。文學作品與一般文章不同,它使用了藝術(shù)手法,表達出某種情節(jié)內(nèi)容,思想感情和風格意境。翻譯文學作品,光傳意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韻味,意境和風格。文學作品是一種藝術(shù)品,翻譯后還應(yīng)該是藝術(shù)品,有豐富的感染力,給人們以美的感受。茅盾說過:“文學的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shù)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fā),感動和美的感受。這樣的翻譯,自然不是單純技術(shù)性的語言外形的變易,而是要求譯者通過原作的語言外形,深刻地體會了原作者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過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體驗中找到最合適的印證,然后運用適合于原作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nèi)容與形式正確無遺地再現(xiàn)出來?!?/p>
為此,文學翻譯要著力于保持原作的神韻和風姿,達到原作的藝術(shù)效果,要做到神似。只有這樣才符合文學翻譯的要求,才能使譯文讀者得到與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2.什么叫神似?
神似是針對文學翻譯而言,首先是傅雷提出來的。他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yīng)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p>
所謂“神”指的是什么?神就是指原作的精神。一般說來,好的文學作品總是有豐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濃厚的感染力,強烈的藝術(shù)效果。一部好的小說、電影看后往往在人們腦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還法人深思,回味無窮。神似也叫“傳神”,就是除了傳意外,還要盡力保存原作的神韻和風姿。在翻譯時,如果只把故事情結(jié)平平淡淡地譯出來,韻味盡失,豐姿全無,即使字面上意思沒有出入,文字也算流暢,即做到了忠實,通順,但不傳神,就得不到大致相同的感受,也不能算好的、合格的譯文。
3.怎樣做到“神似”?
要做到神似,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鉆研原文,抓住原作精神;二是在表達上下功夫,千方百計把原作的精神在譯文中體現(xiàn)出來。
3.1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詞,融會貫通
神似是較高的要求。要做到神似首先要對原作狠下功夫,深入鉆研,做到透徹理解,深切領(lǐng)悟,融會貫通。要透過表層結(jié)構(gòu)字面意思,抓住原作的精神食指,即懂得原作說什么,怎么說,要想達到什么目的,已經(jīng)收到什么效果。要體會原作的情感和意境,領(lǐng)略原作的韻味和豐姿,才能把握住原文的精神,并以此進行藝術(shù)的再創(chuàng)造,使自己表達的東西能體現(xiàn)這種精神。這樣譯出來的東西才有可能達到神似。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例1: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
譯文一:我從來不會想不到一個詞,皮特從來不會想不到這個詞。
理解是翻譯的基礎(chǔ),在理解時,譯者必須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即使小到冠詞也不能疏忽。在這里“a word ”指的是一個詞“the word”指的是最恰當?shù)哪莻€詞,譯文一的翻譯根本沒有參透原文的精神,照直死譯,讓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我們不妨把這句話改譯成:我從來不愁找不到一個詞來表達思想,而皮特則從來不愁找不出最恰當?shù)哪莻€詞來。
“對一個譯者來說,譯一個詞,不僅要正確地把詞義譯出,而且要把這詞所具有的特色、詞義的細微差別以及作者褒貶的態(tài)度和正反的說法,不溫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體現(xiàn)?!保ā蹲g藝譚》,第53頁)黃邦杰先生的這句話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譯實踐基礎(chǔ)上的一句經(jīng)驗總結(jié),很精辟。我們通過字典,通過所學的語法知識了解的字詞含義,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含義,可以說是對字詞本身的一種表面理解。然而語言是活生生的,只有了解了字詞在實際情況下的具體意義,才可以說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詞。
例2:There is something of magic appeal in the rush and movement of a “boom”town,—just a clatter of hammers and saws, rounds of drinks and rolls of money.
這句話中出現(xiàn)的詞,意義并不難,但是要把詞的特色譯出來,重現(xiàn)原文的風格,把原作者的感情表達出來并非易事??赐晗旅娴倪@個譯本,也許我們會對文學翻譯中如何把握字詞的含義,如何重現(xiàn)原文的風格有所感悟:一個“繁榮”的城市在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塵囂中,自有一種迷人的魅力——到處都在大興土木,到處都在觥籌交錯,到處都是成疊的鈔票。在這個譯本中,譯文似乎是多用了三個“到處”,這種增詞并不是譯者隨意而為,而是依據(jù)對原句深刻的理解,為了表達的需要而作的處理。三個“到處”增加了譯句的表現(xiàn)力,而且?guī)讉€成語用的非常貼切。
例3:He was a fool for danger.
這句話,我們?nèi)绻鹱炙雷g,將會使譯文生硬晦澀,讓讀者一頭霧水?!癮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對應(yīng)的解釋,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反復閱讀原文,根據(jù)理解對詞的意義進行處理。“一個傻瓜,不知道什么是危險”,我們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個俗語來形象地傳達原句的意和情: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需要一提的是,在文學翻譯中要做到絕對的“信”,“傳神”,是比較難的。因為源語和譯語在文化內(nèi)涵,思維方式等方面有較大差異,很難做到翻譯完全對等。我們只有通過反復閱讀原文,根據(jù)作者字面形象去揣測作者的心思,理解原文字、詞、句的深層內(nèi)涵,并把信息傳遞給譯者才能使譯語讀者準確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死譯,字當句對地翻譯,容易讓譯文讀者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3.2 進行藝術(shù)的再創(chuàng)造,再現(xiàn)原文的風格和意蘊
“假如譯詞而不譯意的話,那只能算是翻譯了一半,所以說一加一還等于一。如果翻譯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是傳達了原文的意思,還傳達了原文內(nèi)容所有,字面所無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許淵沖:《翻譯的藝術(shù)》,185頁)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譯時當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郭沫若說,對一個翻譯文學作品的人來說,“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換成一杯白開水,總要還它一杯汾酒或茅臺,才算盡了責”。這些名家名言向我們傳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在文學翻譯中,除了要譯準原文的字詞,還要力圖再現(xiàn)原文的風格和意蘊。一般性翻譯,只要譯文準確、通順,大抵就說得過去了,而文學作品的翻譯要求卻高得多,譯文除了準確、通順外,還必須傳達出原文語言上的文學“味”,否則就沒有盡到文學翻譯工作者應(yīng)盡的職責。
我們來看一些例句:
1)Size don''t matter, chopping wood...
譯文:說到劈柴,個頭并不重要……
這個譯例中,故事的敘述人想找個人劈柴,見來了個個頭很小的孩子,便懷疑他是否能勝任,那孩子便回答了上面這句。顯然,這孩子沒受過多少教育,說的不是規(guī)范的英語,(size 和don''t 主謂不一致,chopping wood和主句關(guān)系松散),而譯文用的是規(guī)范的英語,“說到”一詞表明語氣正式,語法比較嚴謹,“并不重要”帶有書卷氣,跟原文不相符合。
改譯:個頭沒啥關(guān)系,劈柴嘛……
2)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
這句話很俗,譯文當然不能雅,否則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捌た肆忠魇裁雌ㄓ??”楊憲益先生的這個譯文就很傳神。
德國文論家和譯論家本雅明提出:譯者的任務(wù)就是要在譯語中發(fā)現(xiàn)原文的回聲(the echo of the original). 翻譯既然要尋求原文的回聲,就不能不注意原文的語言文化屬性,要一切依照原作來譯,在諸如雅俗,深淺,口氣,文體,隱顯等問題上盡量接近原文。
3)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
這句話中“Home”“Home”“Homely”三個詞形,音相同或相似,那我們?nèi)绾卧诜g時把這種精妙的韻味表達出來呢,且看劉炳善教授是如何處理的:家雖不佳仍是家?!凹摇薄凹选薄凹摇比纸^好地和原文中的三個詞形成映照。
4)“But where’s thy gentleman, Tess?”
這是哈代所著《苔絲》中的一句話,問苔絲的人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鄉(xiāng)間女子,所以翻譯成“你丈夫呢,苔絲?”或是“你家先生呢,苔絲?”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張谷若先生譯成:“你那一口子哪,苔絲?”就很恰當。
5)“Tarquin and Deuceace get what money they like out of him. He’d go to the deuce to be
seen with a lord?”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泰坤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竹杠,全不用費氣力。他只要能和貴族子弟在公共場合同出同進,甘心當冤桶?”如不變通,前面的就要說成“變著法子叫他掏錢”,含義反而不明朗,后面的也得接著前面的說法譯成“掏錢叫他們揮霍了他也愿意”,遠不如“敲竹杠”、“當冤桶”兩喻干凈利落,貼切傳神。
6)Poor Dobbin; poor old William! That unlucky word had undone the work of many a year———the long laborious edifice of a life of love and constancy———raised too upon what secret and hidden foundations, wherein lay buried passions, uncounted struggles, unknown sacrifices———a little word was spoken, and down fall the fair palace of hope———one word, and away flew the bird which he had been trying all his life to lure!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譯文:可憐的都賓! 可憐的威廉! 一句逆耳的話摧毀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輩子愛她, 對她忠誠不變,仿佛吃盡辛苦慢慢在嚴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宮殿———基礎(chǔ)是壓制下去的深情, 沒人知道的犧牲,數(shù)也數(shù)不清的內(nèi)心掙扎———如今說了一句話, 象征希望的美麗的宮殿從此垮了, 一句話, 他費了一輩子想捉住的小鳥兒從此飛去了。
在這個譯文中,充滿異趣的說法和比喻都保存下來了,行文卻是歸化地道的中文,并無生硬拗口之病,許多地方仍顯示出高超的“神似”技巧。
4.結(jié)語
“神似”作為從古典書畫理論中衍生出來的觀點,現(xiàn)在更多地被認為是文學翻譯的至高境界。文學翻譯作為一種再創(chuàng)作,本非易事,要達到傳神更非容易。在文學翻譯中,譯者應(yīng)該深刻理解原作,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詞,做到融會貫通,同時進行藝術(shù)的再創(chuàng)造,使用適當?shù)恼Z言形式表現(xiàn)原文的意境和韻味,力求譯作的“神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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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學術(shù)研究之本質(zhì)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自然地想起學術(shù)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社會各階層強加給學術(shù)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tǒng)學術(shù)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shù)要關(guān)注什么?學術(shù)研究要引領(lǐng)何種潮流?學術(shù)如何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shù)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xié)的領(lǐng)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wù)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zhì)”,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yīng)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shù)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xiàn)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xié)《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shù)效應(yīng)。
“殊途同歸”,還體現(xiàn)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zhèn)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xiàn)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shù)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shè)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qū)W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gòu)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fā)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xiàn)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xiàn)在正經(jīng)歷著一種轉(zhuǎn)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zhuǎn)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xiàn)?!边@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yīng)。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tǒng)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qū)嵺`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jié)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guān)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jié)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fā)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睋?jù)此,他在文中對傳統(tǒng)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zhì)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shù)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shù)研究方面體現(xiàn)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zhì)疑學術(shù)傳統(tǒng)和挑戰(zhàn)學術(shù)權(quán)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tǒng)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jié)合的方法向?qū)W員展示,穿插提問、發(fā)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yǎng)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shù)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yīng)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guān),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jīng)濟無關(guān),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zhuǎn)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tài)(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yīng)持全面審慎的態(tài)度。孫藝風對內(nèi)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shù)研究中表現(xiàn)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xiàn)象持否定態(tài)度,因此他主張:學術(shù)與教育的牽引應(yīng)以培養(yǎng)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shù)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yōu)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yōu)”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shù)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shù)研究的表現(xiàn)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shù)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shù)態(tài)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shù)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guān)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guān)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中國譯界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guān)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內(nèi)容涵括了香港和內(nèi)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nèi)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qū)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shè)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yǎng)。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yǎng)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shè)置已進入系統(tǒng)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nèi)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tài)的研究,即對翻譯結(jié)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tài)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tài)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guān)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nèi)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fā)現(xiàn),統(tǒng)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fā)現(xiàn)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fā)了一張“調(diào)查表”,內(nèi)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shè)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參加本次講習班的學員共約170人,其中來自全國高校的副教授、講師占大多數(shù),另有少數(shù)各行各業(yè)的外事翻譯和在校博士、碩士生。反饋回來的有效調(diào)查表為125張。雖不是100%的準確,但這一反饋數(shù)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現(xiàn)象。
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分布情況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師仍以筆譯教學為主,口譯仍未達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師素質(zhì)而言,50%的人從教時間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從未參加過翻譯教學培訓,教師的知識更新和培訓問題已成當務(wù)之急。翻譯的課程設(shè)置失衡,課時偏少,每周4小時以下、6小時和8小時的比例為4:2:4。在翻譯教學手段上仍顯落后,雖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學中逐漸引入了磁帶、錄像帶、VCD、powerpoint或多媒體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從未使用過電教設(shè)備。在問到“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您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時,有九成以上的學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時代要求、理論與實際相結(jié)合的先進教材。學員們普遍反映,現(xiàn)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來出版的《英漢翻譯教程》、《口譯教程》等市場出售的教材和自編教材,兩者使用的比例為2:1。這一情況,與1996年南京全國首屆翻譯教學研討會上反映的問題相吻合。這說明,五年來,中國翻譯界和教學界仍未把教材建設(shè)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這種不正常的“執(zhí)著”引起了中國譯協(xié)《中國翻譯》編輯部的高度注意,他們正在醞釀在不久的將來物色得力的專家編撰嶄新的教材,給中國學界填補這一空缺。相信熱情的學術(shù)界會同心協(xié)力,共助這一力作早日鑄成。
這次講習班的帷幕在軍科院的軍號聲中隆重開啟,又在軍號聲中徐徐降落。對于精心策劃的組織者——《中國翻譯》編輯部來說,他們又在琢磨新的培訓將如何更加切實有效、更加周到細致。而對于學員們來說,講習班的豐富和精彩、緊湊和有序、務(wù)實和高效,帶給了他們終生難忘的回憶。來自湖南的印曉紅認為,此次學習,就猶如“站在一個巨人肩上,俯瞰譯界眾多理論和實踐的一次大討論”。廣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語言說:“味道好極了!有‘恨晚’和‘勝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機會,當然還想來!”而來自合肥的任靜生更把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薈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國翻譯的合格嫁衣”的《中國翻譯》編輯部,一定會把這件嫁衣越織越美。就像學員們送給帶病堅持戰(zhàn)斗的編輯部工作人員的“中國結(jié)”,新的培訓班也必將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歲月的變遷,織入更新更濃更美的中國情結(jié)。
要同時伺候好兩個主人,不偏不倚,譯者之難可見一斑,但“仆”和“主”的關(guān)系畢竟是不平等的,地位上的不平等自然就否決了三方對話的可能性。在譯者的主體性得到充分認識并強調(diào)的今天,我們更傾向于把譯者、作者與讀者放到平等的地位上來看。譯者與其他二者的不同僅僅在于他的雙重身份:他既是對話的締造者,更是對話的直接參與者。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論文《論翻譯的方法》(Methodendesübersetzens)中提出了翻譯的兩條基本途徑。在他看來,“真正的翻譯者倘若真的希望把原作者與讀者這兩個完全分隔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協(xié)助后者正確完全地理解和欣賞前者,他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盡量不打擾原作者而將讀者移近作者,二是盡量不打擾讀者而將作者移近讀者?!笔┤R爾馬赫顯然認識到了譯者、原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施萊爾馬赫認為譯者只能在這兩個譯法中選出其中一個,然后貫徹始終。如果時而絕對忠實于作者,時而決然順從于讀者,即會出現(xiàn)無法預計的后果,作者與讀者極有可能永遠無法走在一起。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其實,兩種選擇的并列出現(xiàn)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二元對立,正如德里達所揭示的,二元對抗的思維往往是對多元化的充滿差異的世界的人為簡化,是沒有依據(jù)的。因此,翻譯中出現(xiàn)哈姆雷特“tobeornottobe”式的兩難選擇歸根結(jié)底還是在思維方式上還沒有走向真正的多元對話思維并達到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實質(zhì)性超越。
語際平衡
(InterlingualEquilibrium)說到翻譯尋求語際的平衡,則更是有著深刻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基礎(chǔ)的。在《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中,喬治•斯坦納在第5章探討詮釋的運作時,就充分體現(xiàn)了語際平衡的思想。喬治•斯坦納認為在語義轉(zhuǎn)換層面,翻譯是最生動、最徹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譯視為一個信任、攻占、吸納、補償?shù)脑忈屵^程,這反映的正是一種平衡的哲學[4]。在他看來,第一步的“信任”業(yè)已使我們失去重心,而在譯者用其徹底而富于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進攻,罔顧后果地掠奪,最后滿載而歸的同時,我們徹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來,這詮釋過程如果沒有第4個階段的話是“危險而不完全”的,詮釋的活動必須給予補償,而真正的補償是通過交換和扳平而達成的。在詮釋過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壞,譯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補修飾原文,加入個人意見),也可能太少(他縮減原文,把不順暢的部分刪掉)。原文的能量流進譯文內(nèi),因而改變了原文、譯文,又破壞了整個系統(tǒng)的和諧。盡管尋求平衡的過程冗長而迂回,真正的翻譯仍會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譯應(yīng)務(wù)求‘借貸平衡’。而以補償來恢復平衡是翻譯工作和翻譯道德的關(guān)鍵。進而他借用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結(jié)構(gòu)人類學》里的一般理論模式———社會架構(gòu)通過語言、婦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個巧妙的平衡———進一步建構(gòu)了翻譯中的語際平衡模式。在他看來,忠實是個道德觀念,同時也是個經(jīng)濟觀念。翻譯的忠實就是一種“平衡的忠實”,只有當譯者/闡釋者/讀者竭盡所能,恢復各股力量之間的均衡,維持他在理解過程中已掠奪、破壞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xiàn)這一忠實。再看一個圣經(jīng)翻譯的具體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譯者之一。他在“現(xiàn)代譯本圣經(jīng)的平衡翻譯哲學”(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現(xiàn)代譯本圣經(jīng)屬于一種平衡或協(xié)調(diào)的譯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譯,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譯,而是試圖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關(guān)于怎樣達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與平衡系統(tǒng)來說明,即A-B-C-D,分別指代準確(accuracy)、華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莊嚴(dignity)的英文單詞首字母[5]。具體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譯文語言的準確的同時不能犧牲語言的華美,追求語言的華美不能損害了意義的明晰,而追求意義的明晰更不能損害譯文的莊重。這4個要素構(gòu)成了一個互相制約的平衡系統(tǒng)。不能因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項而犧牲了另外一項,而是要在整體上達到一種制約力的平衡。正是這種制約力的平衡使一種平衡或協(xié)調(diào)的譯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進而指出,一個好的譯本的出現(xiàn)是因為遵循了一種平衡的翻譯哲學:既不多也不少,既不過分盲從又不過分自由發(fā)揮,既不過分現(xiàn)代與隨便也不過于做作與刻板。簡而言之,好的翻譯就是避免走極端,而是達到一種平衡,能在最長的時期內(nèi)吸引最多的讀者。
一、白話音譯個性足,音形結(jié)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時期,并親身經(jīng)歷了之后的中國文學發(fā)展。當時白話文已經(jīng)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言的主流形式。作為西方文學作品翻譯的大師,徐志摩極力主張用白話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譯西方文學。徐志摩用白話文翻譯,將他的西方文學譯作正式帶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譯的布萊爾的《猛虎》,就采用白話的形式,將作品中的老虎描繪成一種虛弱、頹廢的老虎,真正展現(xiàn)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譯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駭人的雄厚、飛騰等現(xiàn)代詞匯再現(xiàn)了老虎威猛的原型,這些詞匯對當時有著傳統(tǒng)國學經(jīng)歷的文人來說算是新奇。徐志摩還節(jié)譯、轉(zhuǎn)譯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并從文化的視角將其翻譯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真正實現(xiàn)兩種語言的轉(zhuǎn)換。例如,徐志摩曾轉(zhuǎn)譯英國作家高斯的英譯本,翻譯法國作家福凱的《渦堤孩》實際上已經(jīng)是編譯了。徐志摩深知漢字屬于“形音字”,而英語則屬于純拼音文字,所以中國人很容易見到字形聯(lián)想到它的意思。例如,當時的康橋現(xiàn)在就翻譯為劍橋,康橋給人以健康、優(yōu)雅的氣質(zhì),而劍橋一般會讓人想到橋的雄偉、氣魄等?!棒淅浯洹北銜屓讼氲揭粋€美麗的地方“,賽有那拉”是目前對日文“再見”的最美麗的翻譯??梢?,徐志摩正是通過自己音譯、意譯相結(jié)合的翻譯實踐,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與進步。早在20世紀20年代,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期間便開始翻譯詩歌。此后,他直譯了很多西方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多個題材。特別是在其短短三十六歲的生命時間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涵蓋絕大多數(shù)文體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學大師,如莎士比亞、拜倫、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詩歌方面,《徐志摩詩集》詩集中就收藏有十多個國家三十多位詩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還翻譯了德國著名作家福凱的《渦堤孩》,意大利作家鄧南哲的《死城》,英國曼斯菲爾德的小說集等等,與其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譯的數(shù)量雖然不多,但其范圍之廣,涉及的題材眾多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令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徐志摩對翻譯名稱的處理之成功,最終成為他的“注冊商標”。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學翻譯中的一個專利,他將意大利名城佛羅倫薩翻譯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學中的意蘊表達,其通過音譯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強的文字,實現(xiàn)“音”與“形”相貼近的藝術(shù)效果。此外,徐志摩還充分利用自己編輯西方文學作品的機會提倡西方文學的翻譯,如他主張用文言文翻譯西方詩歌文學??傊?,徐志摩的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有著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他還深受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風格的影響。
二、空靈飄逸譯如詩,多元轉(zhuǎn)譯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國新詩壇最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他善于創(chuàng)作空靈飄逸的浪漫主義詩歌。然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大部分卻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從其翻譯作品的文體中可以看出其審美價值取向。同時,雖然他翻譯的作品絕大多數(shù)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而其中大多數(shù)為抒情方面的詩歌,帶有濃厚的個人印跡,屬于最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徐志摩翻譯了曼斯菲爾德的十個短篇小說,斯蒂芬斯的兩部長篇小說,赫胥黎的《半天玩兒》等,徐志摩都將它們稱為散文寫成的詩歌。其實,徐志摩翻譯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對黑暗社會的批判。其中,曼斯菲爾德的小說便屬于前一類,她的作品以美著稱,有著“狂風驟雨向讀者靈魂奔波”,徐志摩也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爾德便成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譯了她的大量文學作品,并取名為《英國曼斯菲爾德小說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古怪年輕人,他的人格中最精華的是對平凡人的同情,沒有一種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對一切弱小的憐愛,他一生都在同情別人而忘記了自己的痛苦?!蓖瑯?,赫胥黎的《半天玩兒》也是這種風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陽光中獨自品味自己的寂寞,這時遠處走來了兩位華麗的小姐,而她們卻不幸地遭到惡狗的侵擾,好心的彼得救了這兩位小姐,但他的行為卻受到了這兩人的鄙視,徐志摩用詩化的語言描述了彼得的心靈,充滿著無限的憐憫之情。徐志摩對文藝復興以來各派的浪漫主義作品均有翻譯,他翻譯的首部德國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溫蒂娜》,便是以中古為背景的騎士小說,敘述了一個美麗的妖怪與人類之間的愛情故事,他當時看到這部小說時非常感動,并非常欣賞其文筆結(jié)構(gòu)。20世紀30年代,中華教育基金會推選徐志摩、梁啟超、聞一多等人翻譯了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這是其參與的第一部有著重要影響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徐志摩翻譯筆法的流暢完美,再現(xiàn)了原作動人的情節(jié),如在翻譯《曼斯菲爾德》文章時,他就曾引用奧帕爾的一首非常悲觀的詩歌,其回憶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變成了虛幻,悲觀的詩人無法回避這種幻滅所帶來的深刻反響。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擔任翻譯,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都是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詩人,他們都具有良好的東方文化修養(yǎng)并羨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譯了泰戈爾在中國的全部演講,并陪同他一起遠赴日本。后來徐志摩還專門赴印度拜訪泰戈爾,他翻譯的《謝恩》、《園丁集》便是泰戈爾六十多首詩歌中最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梢?,浪漫主義詩歌的翻譯是徐志摩翻譯中最得心應(yīng)手的,同時他的美學色彩的譯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義色彩。徐志摩自謙自己的翻譯是一朵沒有靈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語,如果要翻譯意大利語方面的文學作品就需要轉(zhuǎn)譯原著的作品。例如,鄧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詩人、劇作家,他的戲劇摒棄了日常生活的繁雜,在語言上更加追求抒情、優(yōu)美的風格,能巧妙地借助劇中人物之口來渲染作者所要表達的唯美主義色彩及風格。鄧南哲的作品通過英國著名文學家西蒙斯的翻譯,擴大了該作品在英國及世界文壇的影響。徐志摩便是通過西蒙斯的譯文指導鄧南哲的,其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期間,苦于找不到鄧南哲的英譯本,他曾下決心轉(zhuǎn)移了鄧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戲劇《死城》的部分內(nèi)容。四年過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整理舊有資料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這部譯作,再次激發(fā)了其對這位著名作家的熱愛,他曾撰寫了《丹農(nóng)雪烏》這部專門介紹他生平及創(chuàng)作思想的文章,并從唯美主義的觀點論述了其所受到的影響。后來,徐志摩又創(chuàng)作了《丹農(nóng)雪烏的戲劇》對《死城》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與詮釋,該部作品描寫了具有美學色彩的兄妹畸形戀愛,是鄧南哲先生的處女作,該作品一直籠罩著某種神秘的憂傷與不安。
作者:趙丹單位:西京學院
清楚,模糊不清的文題往往會給讀者和做索引的人帶來麻煩和不便。如下面一個文題The Effects of Vioform on Its Onset中間的不定代詞所有格“Its”很費解。
有些作者在文題中喜歡用非英語詞匯(包括拉丁語,當然個別有例外)。有些醫(yī)學術(shù)語是以地名和人名來命名的,但不常用,因此在文題中使用似乎不妥。例如:Cotunnius’disease是指坐骨神經(jīng)痛(sciatica),有誰知道呢?恐怕很少讀者在閱讀醫(yī)學雜志目錄時反復查詞典的吧!
讀者只求迅速獲得知識,所以文題要寫得具體清楚,如A Complication of Translumbar Aortography中間complication是什么呢?改成Aortic Dissection after Translumbar Aortography就明白多了。
簡潔:一個文題能用一行文字表達,最好不要用兩行。超過兩行則會削弱讀者的印象。最好的辦法是用數(shù)個字表示文章的中心內(nèi)容,作主標題,再加一個副標題表明區(qū)別。
The Effect of Diet on Stotistical Rish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可寫成:Coronary Artery Disease: Diet and Statistical Risk.
在文題中,作者應(yīng)該將主要位置留給關(guān)鍵詞。
A Double-Blind Trial of Low Doses of Subcutaneous Heparin in the Prevention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Prevention by Heparin.
文題中常??梢詣h去不必要的冠詞(a,an和the)和多余的說明性短語:studies of;observation on;investigation of;evaluation of ;experimental report of;development of;use of ;treatment of …
作者還要注意文題中詞意上的重疊,如Tuaumatic Injuries of the Inferior Vena Cava;Surgical Postoperative Bleeding Associated with Aspirin Ingestion;Sterilization with IUD Contraception.
修飾詞位置不當
下面是修飾詞位置不當?shù)睦樱篢oxoplasmosis in Humans Derived from Cats正確的寫法是:Toxoplasmosis Derived from Cats in Humans
又如:Cars Blamed for Pollution by Scientist正確的寫法是:Cars Blamed by Scientist for Pollution
轉(zhuǎn)貼于
名詞堆砌
Factors Influencing Primary Liver Cancer Resection Survival Rate比較好的寫法是:Factors Influencing Survival Rate After Resection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又如:Severe Respiratory Tract Erosive Burns 可改為:Severe Erosive Burns of the Respiratory Tract
冗繁A 29-year-old Man with Miliary Pulmonary Patten on Radiologic Examination其實取后半部分文字文字作文題就夠了:Miliary Pulmonary Patten on Radiologic Examination
西方作者傾向于使用一個簡短的句子作為問題,句子多為省略句、簡短的陳述句,也可以用疑問句,顯得活潑而吸引人。國內(nèi)作者在寫文題時可以嘗試模仿西方作者的這種做法。
例如:
Long-Term Digitalis Therapy Improves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Heart Failure
不合邏輯
Prevention of Sudden Death……
介詞使用不當
誤:Clinical Research of Dibutytryl Cyclic AMP in Psoriasis
正:Clinical Research on Dibutytryl Cyclic AMP in Psoriasis
誤:Insulinoma: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Experience with 60 Cases
正:Insulinoma: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Experience in 60 Cases
誤:Anesthetic Manangement of carotid Surgery
正:Anesthetic Manangement for carotid Surgery
誤:Surgery in Congenital Choledochus Cyst
正:Surgery for Congenital Choledochus Cy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