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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史學的形成和發(fā)展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密不可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zhàn)的中心是如何運用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這次論戰(zhàn)啟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正是在這次高潮中形成的?；钴S在這次高潮中的各派學者程度不同、先后不同地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由于唯物史觀的指導和影響，中國經濟史學一開始就形成了社會經濟史的傳統(tǒng)。

現(xiàn)代中國經濟史學基本上是與二十世紀同行的，它的形成和發(fā)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緊密相連；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沒有現(xiàn)代中國經濟史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結束后的新時期。每次高潮的出現(xiàn)，都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發(fā)展分不開。本文打算就中國經濟史學形成和初步發(fā)展時期唯物史觀與中國經濟史學的關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討。研究的時段主要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時期，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有些論述延伸到抗戰(zhàn)時期。

一、從傳統(tǒng)經濟史學到現(xiàn)代經濟史學

中國很早就有系統(tǒng)的經濟史記述，并形成延綿不斷的傳統(tǒng)。它主要有兩大首尾相續(xù)的系列：一是歷代正史《食貨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貨門”系列。它們不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史的基干性資料，同時，從這些記述的系統(tǒng)性和連續(xù)性看，其本身已經構成了“經濟史”。但傳統(tǒng)史學畢竟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以記述政治軍事活動為中心的；經濟史的記述只是它的附屬部分。而且它所記述的主要是國家管理經濟的典章制度和有關的經濟政策、經濟主張，對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經濟生活，它所反映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此種反映的自覺性，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這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經濟史學，可稱為傳統(tǒng)經濟史學。

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經濟史的產生，中國和和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fā)展，經濟學發(fā)展為系統(tǒng)的理論，19世紀以后，人們用經濟學和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經濟史遂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豐富的經濟思想，但并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獨立的經濟理論，因此也不可能自發(fā)地產生用這種系統(tǒng)的理論分析經濟過程的獨立的經濟史；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是隨著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的傳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它的出現(xiàn)又相對晩后。

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史學革命”，用進化史觀改造傳統(tǒng)史學；社會經濟進入史家的視野。梁氏本人也嘗試用西方的經濟理論來研究分析中國古代某些經濟思想和經濟現(xiàn)象，可以視作中國經濟史學的濫觴。

不過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史研究才比較全面地開展起來，出現(xiàn)了中國經濟史學科發(fā)展中的第一個高潮。當時中國經濟史研究非常活躍，人們用近代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指導研究工作，社會經濟形態(tài)和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研究涵蓋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并涉及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出版了一批專著和論文，其研究的廣度和深都是過去的“食貨”式的記述所不可比擬的。當時還出現(xiàn)了專門的經濟史研究機構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時，經濟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內容，1932年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份以經濟史命名的學術刊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后改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創(chuàng)辦了《食貨》半月刊，這是我國第一份關于社會經濟史的專業(yè)性期刊，陶氏還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建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學法學院也成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并在《現(xiàn)代史學》雜志中開辟了“社會、經濟史”專欄。從這種種情況看，可以認為這次高潮標志著獨立的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現(xiàn)

這次高潮是怎樣形成的呢？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密切相關，而直接啟動這次高潮的則是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

瞿林東先生曾經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當是歷史觀的進步，即從古代歷史思想的積極成果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唯物史觀?！绷簡⒊热斯拇凳穼W革命、創(chuàng)建近代史學時，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進化論。作為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經濟史學，其起步相對晚后，但正因為它起步較晚，當它臨產時，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入中國并獲得廣泛的傳播，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結下不解之緣。

唯物史觀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較系統(tǒng)地介紹到中國來的，經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等人的努力，在當時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勢下傳播相當迅速，到北伐戰(zhàn)爭時期已有風靡思想界之勢，大革命的失敗也沒有能夠阻止這一發(fā)展的勢頭。這種情況，當時的學者有著深切的感受。顧頡剛曾用“風靡一世”（1932年）[1]、“像怒濤一樣奔騰而入”（1935年）[2]來形容唯物史觀對三十年代的學術界的影響。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這一階段的思想特征描述為：“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想，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饼R思和后來也指出，從五四到北伐短短幾年，中國的學術思想經歷了兩個解放時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會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的觀點對于中國過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國經濟史學孕育和誕生時期，曾經面臨各種各樣的思潮和理論，但是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像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那樣對它的發(fā)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質所決定它十分重視經濟史研究，同時又給這種研究提供最銳利的理論武器。中國經濟史學的誕生適逢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之時，應該說是中國經濟史學之幸。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但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fā)展，而且它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也引導人們去關注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fā)展的歷史。而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失敗后的形勢，又使這種關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為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性質關系到如何確定革命的性質和戰(zhàn)略策略這樣與革命前途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又不能不作社會經濟的分析和歷史的研究，由此引發(fā)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zhàn)和作為其延伸的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的主要問題，如戰(zhàn)國以后到鴉片戰(zhàn)爭前的中國是什么社會？是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或是別的什么社會？什么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時代？都是與社會經濟形態(tài)有關的問題。當時論戰(zhàn)的各方，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范疇和名詞術語。主持《讀書雜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專號的王錫禮，曾經比較了人生觀論戰(zhàn)與社會史論戰(zhàn)的異同，指出前者是科學與玄學之爭，后者科學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爭，后者是唯物的內部斗爭，都以唯物辯證法作武器[4]。積極參加論戰(zhàn)的胡秋原也說過，這次論戰(zhàn)表示唯物一元論的歷史觀已經取得中國思想界的霸權[5]。事實上，參加論戰(zhàn)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政治上屬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擁護國民黨的，有后來離開了唯物史觀的陣線的，但他們在主觀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觀，這是唯物史觀風靡思想界形勢下所出現(xiàn)的獨特現(xiàn)象。論戰(zhàn)的實質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尤其是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理論來剖析中國的歷史。這次論戰(zhàn)相當激烈，不同觀點的辯難，有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之爭，也有如何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歧。由于討論的內容是圍繞社會經濟形態(tài)問題展開的，所以它屬于經濟史的范疇，而且是關系社會經濟歷史總體性的重大問題?；蛘J為這些問題與具體的經濟運行關系不大，是屬于歷史哲學的范疇。其實不然。這些問題誠然不能代替經濟史具體問題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這些問題，才能把具體的經濟史問題統(tǒng)帥起來，才有整體的經濟史。

熱烈的論戰(zhàn)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經濟史研究并沒有隨之而消寂，而是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fā)展。因為社會史論戰(zhàn)擴大了唯物史觀的影響，同時也激發(fā)了人們深入研究經濟史的愿望。論戰(zhàn)牽涉社會經濟的廣泛方面，提出了許多問題，但論戰(zhàn)中的文章往往是鳥瞰式的通論，比較空疏，而且論戰(zhàn)各方往往帶著激烈的情緒。要解決論戰(zhàn)中提出的問題，就不能滿足于那種上下幾千年的籠統(tǒng)論述，而需要沉靜下來，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礎上開展深入的具體問題的專題研究。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zhàn)以后經濟史研究持續(xù)性的熱潮就是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的。

進步史學家嵇文甫1935年為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作序，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概說階段，論戰(zhàn)時期和搜討時期。他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時期，“許多突然襲來的事變，使當時參加這幕歷史活劇的人們眼花繚亂，手足無措。于是乎他們不得不來個自我批判，對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慮，對于中國社會的結構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究竟是個什么社會呢？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發(fā)展來的？現(xiàn)在又將要往那里去呢？這不是課堂上書本上隨便談談的問題，而是實際戰(zhàn)斗中生死存亡的問題。為著把握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階段，于是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引起熱烈的興味了。”他所說的“概說階段”和“論戰(zhàn)時期”實際上是社會史論戰(zhàn)的兩個階段：自拉自唱的階段和相互交鋒的階段。他批評了論戰(zhàn)中空疏的缺點，又指出，通過論戰(zhàn)，“有些以前極為模糊的觀念，現(xiàn)在已甚明了，有些在從前不覺得成問題的，現(xiàn)在居然成為問題了。”例如，“從前劃分社會發(fā)展階段的標準很不一致，有的根據(jù)交換關系，有的根據(jù)政治形態(tài)，隨手拈來，并沒有確定見解。到現(xiàn)在，不論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總都知道拿出生產方法作為劃分社會史階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還是這次論戰(zhàn)使人認識了許多問題，使人知道自己之無知……”因此，在論戰(zhàn)以后的“搜討時期”，“返回頭來，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發(fā)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后，專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辭匯纂》、《金文叢考》……為古史添了許多新材料。呂振羽的《史前中國社會研究》盡量利用神話和考古學上的知識，對于殷以前的社會作了大膽的試探。至最近，南有《中國經濟》，出了兩本“中國經濟史專號”；北有《食貨》，尤其專以搜集史料相號召，和從前《讀書雜志》上劍拔弩張的氣象迥乎不同了。從熱烈到冷靜，變空疏為篤實……”嵇文甫的這些論述，大體上說明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現(xiàn)的動因和發(fā)展的軌跡，說明了社會史論戰(zhàn)在這次高潮的啟動作用；所謂“拿出生產方法（按，即我們現(xiàn)在說的‘生產方式’）作為劃分社會史階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觀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論戰(zhàn)中和論戰(zhàn)后成為社會經濟史界的共識。

三、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學者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躍在經濟史壇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二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和他們有密切聯(lián)系的一批學者；三是陶希圣主編的《食貨》半月刊及其聯(lián)系的一批學者。他們對唯物史觀的態(tài)度、他們接受唯物史觀影響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對此作些分觶部梢源又鋅吹轎ㄎ鍤飯塾脛泄檬費Э品⑸⒄溝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致力于運用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階段，不但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礎，而且對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經濟史也有開創(chuàng)意義。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來發(fā)表的有關論文結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自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xù)編，書中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周易》、《詩》、《書》、卜辭、彝銘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筆生動而明快地論證了中國歷史上依次經歷過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本書雖然在方法的運用、材料的鑒別和具體結論上都存在一些缺點錯誤，但卻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理論系統(tǒng)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嘗試，影響是巨大的。齊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fā)表以后，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才走上科學的軌道。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fā)表以后，郭沫若繼續(xù)鉆研卜辭和彝銘，繼續(xù)完善和發(fā)展他的學術體系。他的觀點，開始時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況發(fā)生很大變化，“郭沫若的中國古史觀，好像復活起來。六七年來為思想界所集中抨擊的觀點，忽然變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見，甚至許多從前反對過他的人，也改變了態(tài)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為出發(fā)點?！盵6]郭沫若開創(chuàng)了一條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學者就是在他的影響下走上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啟發(fā)。另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會史論戰(zhàn)正酣時走進史壇的，他在北平中國大學開設社會科學概論、中國經濟史、農業(yè)經濟等課程。1933年編迄《中國上古及中世紀經濟史》講義，以后陸續(xù)發(fā)表了《中國經濟的史的發(fā)展階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34）、《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936）等論文和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建立和發(fā)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例如，第一次把考古發(fā)現(xiàn)和神話傳說等資料相結合，對中國原始社會進行了系統(tǒng)的論述；堅持奴隸制社會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論證了殷商奴隸社會說；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系統(tǒng)闡述西周社會的封建性質；又首先把中國封建社會區(qū)分為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明確提出秦漢以后的封建社會是封建地主制社會。繼郭沫若、呂振羽之后，侯外廬、翦伯贊、鄧拓等人也做了許多工作。侯外廬從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入手，指出“亞細亞”和“古典古代”是人類文明形成和發(fā)展的兩條不同的“路徑”，在遵循社會經濟形態(tài)更替理論的前提下，開辟了一條認識中國歷史特殊性的途徑；他還努力把社會史的研究與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鄧拓對“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問題的分析和對中國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響。總之，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在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中舉起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且在論戰(zhàn)的熱潮過去后繼續(xù)做了許多扎扎實實的工作，成績斐然。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與經濟史有關的，有的則為經濟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與此同時，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一些人提出的違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實際的“特殊亞細亞社會”和“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等理論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國史壇銷聲匿跡。另一些人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鼓噪了一陣以后也趨于消寂。這樣作為社會史論戰(zhàn)的延續(xù)的古史分期討論，形成了主要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內部圍繞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界開展討論的局面，這種情況延續(xù)到了建國以后。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這些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唯物史觀在中國前進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是現(xiàn)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它籌建于1927年，1934年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北平社會調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稱社會研究所該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地下黨員陳翰笙的主持下，從事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陳翰笙的活動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被迫離開中研院以后，繼續(xù)組織農村經濟研究會，繼續(xù)從事此項工作。這些工作雖然不是直接的經濟史研究，卻為近代農村經濟史的研究積累了資料，提供了基礎。而農村經濟研究會積極參與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zhàn)，是與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并行和密切相連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務時，經濟史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刊物的背后在一個學術群體在活動，這就是吳晗、湯象龍、羅爾綱、梁方仲等學者組成的“史學研究會”。他們當中有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有的并不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但都積極參加了《集刊》的編輯和有關問題的討論研究，不少人后來成為中國經濟史界的臺柱。這些人基本上沒有參加社會史論戰(zhàn)等活動，他們研究的路數(shù)也不同于那種史論式的寫作，重視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實證研究，他們多數(shù)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有比較進步的史觀。他們反對頌揚帝王將相和少數(shù)英雄人物，主張歷史研究以“整個民族和民族的發(fā)展為主體”，“敘述社會變遷、經濟變化和文化的進步”，與唯物史觀是相通或接近的。他們后來也先后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熏染。他們當中最知名的經濟史學家梁方仲，1939年訪問了陜甘寧邊區(qū)[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期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工作成為經濟史界一代宗師的嚴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學時代就通過閱讀魯迅、郭沫若的作品進而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堅信經濟是社會發(fā)展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大學期間自學《資本論》等著作，并終生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經濟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學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發(fā)表過經濟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參加共產黨，參與過農民暴動的領導，進入史學界以后，一直鐘情于農民運動史的研究，并由此進入到農民運動的經濟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經濟的研究[9]。還應提及的是吳晗等人的“史學研究會”抗戰(zhàn)時在昆明恢復活動，增添了新的成員，仍然關注經濟史的研究。這一時期參加“史學研究會”的李埏后來回憶說：“昆明和重慶成為當時全國兩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龍云與的矛盾，政治氣氛相對寬松，許多革命人士紛紛宣傳馬克思主義。西南聯(lián)大的經濟系還開出《資本論》課程。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經濟史，加之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遷入，帶來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觀點，所以經濟史研究氣氛較為濃厚。西南聯(lián)大及主要研究機構都有人從事經濟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當活躍的，他創(chuàng)辦的《食貨》半月刊聯(lián)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兩年多時間內發(fā)表了約300篇文章，開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對中國經濟史學科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妒池洝纷髡叩膶W術觀點和政治傾向很不一致，從所發(fā)表的文章看，許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觀，或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著走到了漢奸的邊緣，后來又成為的筆桿子。他的學術思想比較駁雜，他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為文亦以唯物史觀相標榜。他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提出“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論，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奴隸社會，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三十年代初，他對自己觀點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認為戰(zhàn)國到東漢是奴隸社會，魏晉進入封建社會。在《食貨》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氣構建魏晉中古（封建）說。陶希圣并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學說，但他企圖把唯物史觀從馬克思主義的有機整體中剝離出來，有條件有限度地運用到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應該承認他和他的弟子構建的魏晉中古（封建）說主要的理論依據(jù)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理論，而且這些工作對經濟史學科的發(fā)展是有意義的。一個堅決反對馬列主義指導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講唯物史觀，用唯物史觀，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復雜的、是充滿矛盾的，我們只能按照事物本來的矛盾來認識它。這一事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唯物史觀對中國經濟史學科形成發(fā)展的巨大影響。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當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觀指導的，實際上魏晉封建說的具體論證工作主要是他們做的。這些弟子們后來發(fā)生了分化，有的墮落為漢奸，這與陶希圣政治上的誤導有關。也有一直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成為經濟史學界耆宿的。如何茲全先生，學生時代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學術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比較注意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變遷，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趨勢的宏觀的把握，同時把它和具體問題微觀研究相結合。他認為自己資質、能力都不高，唯一稍為比同輩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較早用它來進行研究。他雖然由于與《食貨》的關系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他仍然為有人稱他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由衷的高興。

除了上面談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國經濟史界許多老一輩的知名學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例如經濟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憶他們治史經歷時，都談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他們的影響[11]。

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的密切關系，一些不是搞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顧頡剛多次以肯定的口氣談到當時唯物史觀的迅速傳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與用唯物史觀指導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為后者提供某些基礎和方便?？箲?zhàn)時期，由他主編的《文史雜志》出版了“中國經濟史專號”，并發(fā)表了題為《略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社論。社論說：

依某一些歷史學者的主張，經濟史研究乃全部歷史研究的重心，一切歷史上所發(fā)生的分歧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都可以而且必須向當時經濟實況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歷史上各時代的經濟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歷史事實絕不能得到正確而合理的解釋。關于這一派學者的主張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由此可見在現(xiàn)代歷史學界，經濟史的研究是如何為人所重視。并且經濟史研究也確實不應忽視，因為人類的物質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雖有時影響到物質生活，但物質生活也正不斷地影響著精神生活，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進步的歷史學者是絕不容忽視歷史的經濟因素的。[12]

社論所說的“某一些歷史學者的主張”，正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觀的廣泛影響及與此相聯(lián)系經濟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視。

四、唯物史觀與“社會經濟史”的傳統(tǒng)

由于中國經濟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或影響下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所以它一開始就以社會經濟史的面貌出現(xiàn)，這成為中國經濟史學的重要傳統(tǒng)。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社會史”、“社會經濟史”、“社會史”、“經濟史”這幾個名詞的含義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換使用。例如，在《食貨》半月刊的封面上，“社會史專攻刊物”的字樣赫然入目，而創(chuàng)刊號《編輯的話》申述其出版意圖是把“正在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的力量集合起來，該刊刊登的經濟史論文索引，則或稱“經濟社會史”，或稱“社會經濟史”。這說明這三個名稱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稱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而侯外廬稱其將社會史與思想史一擔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他的所謂“社會史”，就是“社會經濟史”。再往上溯，所謂“社會史論戰(zhàn)”，就是“社會經濟史論戰(zhàn)”。現(xiàn)在，人們已經不把經濟史稱作“社會史”，也很少用“經濟社會史”這個詞，但仍然廣泛使用“社會經濟史”這個名稱。[13]當然，這并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問題。社會經濟史既要研究生產力，又要研究生產關系，既要研究各個經濟部門的發(fā)展，又要研究各種階級關系、社會組織等等的發(fā)展。不但如此，它還把社會當作一個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規(guī)定的有機整體來進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經濟史論著，其內容兼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不少是圍繞著社會形態(tài)（當時稱為“社會形式”）即生產方式（當時稱為“生產方法”）展開的。以《食貨》半月刊發(fā)表的文章為例，其內容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據(jù)我的粗略統(tǒng)計，主要涉及生產力的約占18%，主要涉及生產關系的約占57%，其中有關社會形態(tài)的討論和研究文章超過該刊文章總數(shù)的1/4。這種情況說明，當時的經濟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社會史論戰(zhàn)的延續(xù)，同時也明顯地體現(xiàn)了它作為社會經濟史的特點。人們不是孤立地就經濟論經濟，而是從各種社會關系中把握經濟的發(fā)展。所以，人們說“經濟史”的時候，是指與社會有機體聯(lián)系在一起的經濟發(fā)展史，人們說“社會史”的時候，是指以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史；兩者是一致的。

中國經濟史學科的這種傳統(tǒng)，顯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形成的。因為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人類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把由生產力發(fā)展狀況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視為這個社會有機體的基礎。

現(xiàn)代中國經濟史學的這種傳統(tǒng)，使它區(qū)別于中國傳統(tǒng)經濟史學，并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經濟史學。上面說過，中國傳統(tǒng)經濟史學主要記述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現(xiàn)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雖不忽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但更關注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的經濟生活。廣義的社會雖然包括國家在內，但社會和國家是也可以理解為不同的系統(tǒng)：國家是上層的統(tǒng)治的系統(tǒng)，社會是下層的基礎的系統(tǒng)。傳統(tǒng)經濟史學注重前者，現(xiàn)代經濟史學注重后者。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解和分析這種“社會”系統(tǒng)提供了最銳利的工具。只有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史學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的傳統(tǒng)經濟史學，走上科學的軌道。

把經濟與社會聯(lián)系起來研究，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而人是組織為社會的。在西方，也有把經濟與社會的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國費弗爾和布洛赫在1929年創(chuàng)辦《經濟、社會史年鑒》，把“經濟社會史”寫在年鑒學派的旗幟上。但西方也有脫離社會研究經濟史，追求純粹的經濟分析的。著名經濟學家陳振漢批評美國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歲月：美國黑人奴隸制的經濟學》，贊揚奴隸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沒有奴隸的“奴隸制經濟”史。這是研究經濟史見物不見人的典型。陳先生認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應該與社會史家密切合作。其實，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正是中國經濟史學的好傳統(tǒng)。在綜合性的科學研究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加珍惜和發(fā)揚這種好傳統(tǒng)

注釋

[1]《古史辨》第四冊顧序。

[2]《古史辨》第七冊上編《戰(zhàn)國秦漢間人的造偽和辨?zhèn)巍犯窖浴?/p>

[3]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燕京社會科學，1949年第10期。

[4]王錫禮：《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序幕》，載《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第一輯》第6頁，神州國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會學觀中國文學史專號刊言》，載《讀書雜志》第3卷第6期第1—2頁，神州國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zhàn)》生活書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貢獻——追憶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學術成就》，《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經君?。骸秶乐衅较壬鷤鳌?，載《嚴中平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編輯：《從鐘情農民運動到探研地主制經濟——李文治教授談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龍登高：《商品經濟、土地制度與中國經濟發(fā)展史——李埏教授治學專訪》，《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傳》、《傅筑夫自傳》，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四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

[12]《文史雜志》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1944年9月出版。

[13]傅衣凌先生注重發(fā)掘和利用民間文書資料進行研究，把對地區(qū)社會細部的研究和社會經濟的總體研究結合起來，為經濟史研究開拓了一條新路。傅先生和他的弟子們把他們的研究稱為“社會經濟史”，以區(qū)別于一般的經濟史研究。廈門大學辦的經濟史雜志就叫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這里所說的“社會經濟史”是在特定意義上使用的。事實上，一般的經濟史人們也稱之為“社會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原來也想叫“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只是由于廈門大學歷史系已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在前，才改稱現(xiàn)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