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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發(fā)展階段及特征

Williamson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對于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發(fā)展歷程作了一個初步的階段劃分：首先是非正式階段，從1930年代Coase提出公司自造或外包的選擇問題以及交易成本的概念，到1960年代Coase和Arrow指出交易成本在標準的經濟學研究中被忽視；其次是前形成階段，是在1970年代，開始從契約或治理視角看待垂直一體化；再次是半形成階段，定義了可選擇治理模式的屬性，并相應解決了選擇性干預效率等疑問；1980年代早期實證研究迅速增長，企業(yè)治理與公共政策的應用也有快速增長。綜合考慮上述階段劃分以及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主要文獻中理論觀點建立發(fā)展的時間順序，本文把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分為三個主要發(fā)展階段。

（一）萌發(fā)階段（1930s～1970s）

本階段為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提出了核心概念、主要問題、初步思路。Coase在1937年最早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他發(fā)出了企業(yè)選擇通過市場交易還是企業(yè)生產來得到產品的疑問，并認為決策結果取決于兩者成本的比較，市場交易會產生擬定、談判、執(zhí)行、監(jiān)督合約的成本，企業(yè)內組織生產會產生內部協(xié)調成本。Coase之問直到現(xiàn)在仍然是交易費用經濟學討論的重要話題。Coase首次在交易規(guī)制和交易成本間建立起聯(lián)系。Klein、Crawford和Alchian在1978年指出市場組織、企業(yè)組織的二分法過于簡單、忽視了契約的中間形式，即兩個或多個所有者利用中間形式來降低交易成本、不過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他們提出了交易規(guī)制的復雜性及其對交易成本、機會主義行為的影響。無疑，Coase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和Klein等人的推動為交易費用經濟學打下了基礎并指出了方向。然而，交易契約并未被明確為基本分析單位，以研究其基本屬性類型和基本治理體制，以及構建各類屬性和治理體制間的深層次聯(lián)系。

（二）建立階段（1970s～1990s）

本階段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提出并初步完成體系化工作。Williamson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交易具有耐用交易專用性投資、不確定性和交易重復頻率等三個基本特征，由此可對不同交易特征的交易采用市場規(guī)制、三方規(guī)制、雙邊規(guī)制乃至統(tǒng)一規(guī)制；專用性投資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塑造著適應性、契約費用、設置成本、規(guī)模經濟等治理體制選擇的經濟依據。Williamson認為規(guī)制結構的選擇應平衡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關系，同一種規(guī)制結構下兩者往往是對立的。Williamson后來嘗試對其提出的交易費用理論進行了體系化和數學化表述的工作：他采用分立結構分析方法，把交易組織分為三大類型，即市場組織、混合組織和科層組織，相應采取古典契約法、新古典契約法與申辯制度、克制合約法，后者含義是法律不干涉企業(yè)內的決策，企業(yè)管理者以命令方式來協(xié)調；一方面三種組織形式在激勵強度、行政控制、自治適應、合作適應上存在量的區(qū)別，使得某一組織形式實施各類適應方式所得到的功效也不相同；另一方面資產專用性則影響了各類適應方式的概率分布，兩者結合起來就可以得到某一組織形式在不同資產專用性下的治理成本，從而實現(xiàn)了體系的數學化表述。Williamson突出強調了資產專用性對于治理成本的決定性作用，認為各類規(guī)制結構的治理成本隨資產專用性提高而提高，由于三類規(guī)制結構的治理成本—資產專用性曲線的起點和增速不同，應分段選擇各個資產專用性范圍內治理成本最低的規(guī)制結構。Williamson由此提出了制度環(huán)境和治理制度的概念。在如何降低交易費用上，其他研究者也做了有益的探索。Grossman和Hart認為契約不能事前詳細規(guī)定所有方面，因此不能詳細規(guī)定的剩余權力（即所有權）最好由交易一方取得，從而降低契約成本。Hart和Moore認為一體化之所以優(yōu)于非一體化，就在于前者下合約一方的激勵手段不僅包括“解雇”服務方、而且包括“解雇”服務方工人，從而有了更多的選擇手段。他們的研究深化了對于不同契約規(guī)制作用差異的認識。總體上講，Williamson系統(tǒng)化地、定量化地描述了影響交易組織的基本因素及其邏輯關系，完成了理論體系的建設，后續(xù)的相關實證研究也大多因循了Williamson提出的理論體系。盡管Williamson曾提出調整交易準則的目標是降低包括生產成本和契約成本的總和，不過在后續(xù)研究中作了簡化處理，只考慮專用性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

（三）精煉階段（2000s～）

Williamson對交易費用經濟學作了進一步的概括和精煉。Williamson特別對交易費用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定位進行了思考，認為以往經濟學是關于選擇的科學，是關于稀缺和資源分配的正統(tǒng)做法，而交易費用經濟學是契約的科學，且分為私人制度和公共制度兩個部分。這里關注的是契約的私人制度，有限理性和滿意原則替代了原有經濟學中的理性和最大化原則。Williamson強調首先所有復雜合約都不完整，其次對所有行為規(guī)律（是否一成不變）要保持警惕，還有四種相互替代的分立結構方式（市場、混合、公司、官僚）的差異，再次組織理論的行為要放入微觀分析中，最后是合作適應的重要性；他還認為不同于機制設計、理論、公司產權理論等公司治理理論，TCE的治理方法求之于法律和組織理論來命名激勵強度、行政控制、合同法制度三個關鍵屬性。對于Coase之問，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以及Coase對此的解釋還并不能令人滿意，認為康芒斯三角（注入秩序、減小沖突、實現(xiàn)互惠）是公司治理意義所在，通過比較各治理結構的治理成本來進行選擇。對于正統(tǒng)經濟學的選擇視角，Williamson評價認為從選擇角度去解釋每一件事會導致奇怪的、甚至執(zhí)迷不悟的假設構想，而從契約角度特別是比較契約角度能關注被忽視的公共和私人制度問題，比如雙邊貿易者借助私人制度來完善他們的交易關系。Williamson總結到，不同于正統(tǒng)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提出有限理性的認知假設及相應契約不完善和不可驗證性，認為公司并非黑盒（供需函數）而是一種治理模式，適應是經濟組織的首要使命，私人制度要通過“區(qū)別對齊”來完成，復雜的模式應當用于處理危害更多的交易，組織內部契約法是指（法律保持）克制的契約法等。由此，交易費用經濟學澄清了區(qū)別于正統(tǒng)經濟學的視角、假設和方法，以及區(qū)別于其他組織理論的關于激勵和規(guī)制的關鍵屬性，明確了其作為經濟學分支學科的獨立性、特殊性。Williamson總結自己的工作是研究良好的制度和可操作的安排，找到效率邏輯，以便從市場自發(fā)制度、混合制度及科層制度中進行選擇，盡管它們比假設的理想制度還有缺陷。他所謂的“治理經濟學”認為：（1）制度重要且可以分析；（2）對于擾動的適應是經濟組織的關鍵目的；（3）行動就在微觀分析中；（4）正交易成本可以用比較方式處理；（5）針對企業(yè)的公共政策（制定）需要廣泛了解復雜合約及經濟組織所服務的效率目的。值得玩味的是，Williamson又把其所建立的理論冠之以治理經濟學的名稱，似乎是選擇理論的某種回歸，但是其假設、對象、方法已然完全不同。Williamson后來對三種名稱（治理經濟學、組織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作了解釋，認為治理是首要概念，交易成本是把可操作內容注入到治理和組織中。

二、結語

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是從Coase之問開始，并經過以威廉姆森教授為主的經濟學家?guī)资昱笏⑵饋淼南到y(tǒng)化的、數學化的經濟分支學科體系。交易費用經濟學修正了正統(tǒng)經濟學關于人的認識論假設和人性假設，從交易契約視角并運用組織理論，分析了交易制度對于交易費用的影響機制。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不僅得到了廣泛的實證研究支持，而且其應用廣泛拓展到經濟、營銷、會計、金融、組織理論、跨國企業(yè)戰(zhàn)略等企業(yè)領域乃至非企業(yè)領域。然而，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經濟學仍需要通過努力來進一步精煉和發(fā)展。首先，盡管威廉姆森已提出生產成本節(jié)約應納入治理制度選擇的考慮中，但缺乏進一步發(fā)展，且只把資產專用性作為外生給定變量，因而沒有考慮資產專用性內生給定的情況；其次，威廉姆森巧妙地使用比較制度來估計一種合同相對另一種合同的交易費用，規(guī)避了交易成本直接計量的難題，不過也說明交易費用結構研究仍有待深入和細化；最后，交易費用經濟學理論概念體系較為龐大且內涵較為模糊，而且跨越企業(yè)領域到公共領域，使得企業(yè)領域本已較寬的概念外延被進一步拓寬，需要聚焦于企業(yè)領域并精煉得到一致的、共享的概念體系。

作者：常耀中單位：湖南工程學院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