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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冊會計師作為“警察”,本應在防范虛假財務報告、維護資本市場秩序上取到積極的作用,但近年來國內外多宗假賬事件的爆發(fā)卻嚴重打擊了財務報告使用者對注冊會計師審計的這種合理預期。注冊會計師以至整個資本市場正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本文從經濟人角度出發(fā),認為注冊會計師行為也是在權衡效益和成本的基礎上做出的理性選擇。以此為依據,獨立審計報告其實是報告公司與注冊會計師相互博弈的結果。而虛假審計報告之所以成為可能,原因正在于外部條件不理想以致“虛假財務報告——虛假審計報告”成為雙方博弈的精練納什均衡解。本文在建立報告公司與注冊會計師雙方不完全信息動態(tài)博弈框架的基礎上,對虛假報告成因進行剖析,并從報告公司、注冊會計師、信息用戶三方互動機制的角度對重建財務報告信任關系進行初步的。
報告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不完美信息下的動態(tài)博弈
本文所建立的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動態(tài)博弈模型是以博弈雙方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選擇為前提的。在雙方博弈的第一階段,公司管理層首先選擇報告策略:誠實報告或虛假報告。公司管理層做出何種報告策略,主要取決于虛假報告帶來的收益和虛假報告可能引致的成本兩方面。虛假報告收益的因素包括公司股權結構、管理層報酬契約、資本市場條款(體現在公司首發(fā)、增發(fā)、配股、ST、PT等方面對會計數據的硬性規(guī)定方面)以及稅收等方面。影響虛假報告成本的因素主要包括虛假報告被發(fā)現的概率以及在發(fā)現后被有關方面懲罰的力度大小兩方面。注冊會計師外勤審計策略也有兩種 : 一種是執(zhí)行比較詳細的外勤審計以增加發(fā)現虛假公司財務報告的概率,本文簡稱為詳查法;另一種是執(zhí)行比較粗略的外勤審計,本文簡稱為略查法。注冊會計師執(zhí)行詳查法的審計成本要高于略查法下的審計成本。但注冊會計師選擇何種外勤審計策略,主要受到本所執(zhí)業(yè)能力、外部監(jiān)管力度以及對公司管理層信任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外部條件一定的情況下,若注冊會計師過分信任公司管理層,則更可能選擇略查法以節(jié)省審計成本,反之,則更可能選擇詳查法以減少審計風險。注意,注冊會計師在做出策略選擇之前,是不清楚公司管理層所采取的具體報告策略的。
在雙方博弈的第二階段,注冊會計師根據外勤審計結果選擇審計報告策略:如實報告或失實報告。一般說來,在注冊會計師未掌握報告公司弄虛作假的真憑實據情況下,不太可能出具與外勤審計結果不一致的審計報告,因為公司管理層會通過與注冊會計師的交流來避免這一現象發(fā)現。為了簡化模型,本文假設只要注冊會計師選擇詳查法,就一定能發(fā)現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而采取略查法,則一定不能發(fā)現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因此,在雙方的策略組合(誠實報告,詳查)、(誠實報告,略查)、(虛假報告,略查)下,注冊會計師的報告策略都將選擇如實報告,因為他并沒有發(fā)現財務報告中存在舞弊,此時,博弈結束。但是,在注冊會計師執(zhí)行詳查法查出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時,情況就變得復雜起來。由于公司管理層舞弊的動機是舞弊帶來的巨大收益,管理層是不甘心輕易放棄這種收益的。因此,管理層首先將采取“蘿卜+大棒”策略誘迫注冊會計師就范,給定管理層的這種誘迫策略,注冊會計師根據成本與效益原則采取共謀或抵制行為,在注冊會計師選擇共謀的情況下,博弈結束。一旦注冊會計師選擇抵制策略,博弈便進入第三階段,管理層將有兩種策略:對財務報告進行改正或不改正。而注冊會計師則根據管理層對財務報告的改正情況進行如實報告。至此,雙方的一次博弈結束。鑒于公司管理層拒不改正財務報告虛假成分而被注冊會計師如實報告后將前功盡棄,損失巨大,故管理層對其報告進行改正是理性行為。同時,無論注冊會計師選擇何種外勤審計策略 : 只要管理層舞弊而未被注冊會計師揭穿后所獲得收益大于虛假報告“東窗事發(fā)”后引致的成本,管理當局都會選擇虛假財務報告,因為即使在注冊會計師查處財務報告中存在的舞弊而且也拒絕管理層的誘迫情況下,管理層可以通過對財務報告進行改正使得其支付仍和誠實報告情況下相同(或者只是略微小于)。
信任危機的成因與信任機制重建
在審計實踐中,由于公司管理層存在對虛假財務報告進行改正的機會,且這種改正并不需要改正成本(或改正成本很低),導致注冊會計師根本抑制不了的管理層造假的動機,因此,本文認為,改正成本為0或趨近于0是注冊會計師完全喪失“經濟警察”功能的根本原因。而注冊會計師出于自身成本效益考慮,卻很有可能采取略查或共謀行為,而這些都不利于社會公眾利益。
據此,財務報告信任危機的成因便逐漸清晰起來。投資者知道,管理層在外部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指舞弊收益大于成本),必然選擇造假。投資者也知道,注冊會計師根本抑制不了管理層造假的動機,充其量只能減少財務報告中的虛假成分。注冊會計師的續(xù)聘和解聘權表面上是由股東大會決定,但的公司治理結構導致了管理層真正擁用續(xù)聘和解聘注冊會計師的權力,因而注冊會計師抵制管理層誘迫的成本便加大了。并且,獨立審計行業(yè)的惡性低價競爭也嚴重削弱了注冊會計師執(zhí)行詳查的能力。由于目前的執(zhí)業(yè)環(huán)境很難滿足讓注冊會計師選擇詳查且保持獨立的外部條件,因而,投資者有理由不信任注冊會計師行業(yè)。可見,投資者對于管理層和獨立審計的不信任是財務報告信任危機的主要原因。
更深一步,投資者之所以不信任公司管理層與獨立審計,是出于其對外部環(huán)境的判斷。由于監(jiān)管層對弄虛作假的懲罰相當的有限,導致舞弊收益大于成本已成為全的“共同知識”,因而,投資者對監(jiān)管層也缺乏信心。
如何重建財務報告信任關系呢?本文認為,信任關系的重建必須要從人角度出發(fā),充分考慮公司管理層與注冊師的成本效益,更多地從外圍入手,通過改變博弈參與者的支付從而參與者的行動策略來達到治理假賬的目的,即給定嚴格的外部條件,使公司管理層沒有動機去造假,注冊會計師也沒有動機改變自己的“詳查——抵制”策略。為此,圍繞著建立的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博弈框架,重點針對改變參與者的支付,本文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重建財務報告信任關系:
1. 嚴格約束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共謀行為。共謀行為性質最為惡劣,雙方“狼狽為奸”的配合將使得虛假財務報告日后被曝光的概率降低。為此,應從改變注冊會計的支付入手,努力增大欺詐損失,減少注冊會計師被公司管理層解聘的損失。可行的做法有: 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監(jiān)管力度,注協或者財政部每年都應對獨立審計進行嚴格的復查,一旦查出,則給予嚴厲的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處罰 ; 改變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的契約簽訂方式,但由于目前優(yōu)化公司治理短期很難奏效,因而可考慮會計師事務所的定期輪換制度,在合同期內公司更換注冊會計師須向有關監(jiān)管層而不是向流于形式的股東大會申請且注冊會計師有權申述。
福建省廈門市婦幼保健院福建省廈門市醫(yī)學檢驗科,福建廈門 361000
[摘要] 目的 探究妊高癥孕婦的脂、脂蛋白水平和紅細胞比積(HCT)跟正常婦女之間的關系。方法 選擇2013年4月—2014年6月該院收治的60例妊高癥病人為研究組,同期來該院進行健康體檢的正常生育期的非孕婦60例為對照組,比較分析兩組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紅細胞比積的變化及相關性。結果 研究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其中,研究組TC、TG、LDL-C、apoB、HDL-C、apoA1指標高于對照組(P<0.001),HCT指標低于對照組(t=5.9, P<0.001)。結論 高度重視妊娠婦女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紅細胞比積的監(jiān)測,早期預防、診斷和治療妊高癥是圍產期保健與優(yōu)生優(yōu)育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妊高癥;血脂;脂蛋白水平;紅細胞比積
[中圖分類號] R714.24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11(a)-0182-02
妊高癥是一種常見的產科疾病。目前關于此病的發(fā)病機理在醫(yī)學界尚未達成共識[1]。但是此病如果不及時救治則容易導致孕產婦與圍生兒發(fā)生死亡。造成妊高癥的因素很多,有血脂水平、營養(yǎng)因素、遺傳等[2]。為進一步研究妊高癥孕婦的脂、脂蛋白水平和紅細胞比積(HCT)跟正常婦女之間的關系,為臨床診斷及治療妊高癥提供理論依據,選擇2013年4月—2014年6月該院收治的妊高癥患者60例為研究對象,并選取正常婦女60例為對照組,進行了臨床對比研究?,F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該院收治的60例妊高癥病人為研究組,其中年齡22~37歲,平均年齡為(30.5±1.7)歲;孕周30~39周,平均(37.8±1.1)周;輕度妊高癥20例,重度妊高癥40例;入選的妊高癥病人符合臨床診斷標準[3]。隨機選取同期來我院進行健康體檢的正常生育期的非孕婦60例為對照組,年齡23~38歲,平均年齡為(29.8±1.6)歲。所有受試對象均沒有遺傳性高血脂、高血壓病與糖尿病等其他并發(fā)癥,在最近一個月以內所有受試對象均未使用與血脂代謝產生影響的各種藥物。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無統計學差異,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該研究受試對象均空腹12 h給予抽取A、B兩份靜脈血。A份靜脈血抽取量為3.0 mL,將其血清分離,在當日采用西門子Xpand Plus型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配套試劑完成(TC、TG、HDL-C、LDL-C、apoA1、apoB)等血清脂類水平的測定。B份靜脈血抽取量為2.0 mL,采用SysmexKX-21血液分析儀及配套試劑在室溫條件下60 min內迅速完成紅細胞比積(HCT)的觀測。
1.3統計方法
數據運用spss 18.0軟件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運用t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研究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其中,研究組TC、TG、LDL-C、apoB、HDL-C、apoA1指標高于對照組(P<0.001),HCT指標低于對照組(t=5.9, P<0.001),見表1。
3討論
妊高癥這種婦產科疾病在國內的發(fā)病率略高于國外發(fā)病率,國內發(fā)病率是9.4%,國外發(fā)病率為7%~12%。此病對母嬰健康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容易引發(fā)孕產婦與圍生兒發(fā)病甚至導致死亡??梢哉f,妊高癥的出現對孕婦與新生兒之機體健康及生命安全帶來很大的影響。水腫、高血壓與蛋白尿是妊高癥臨床上主要的癥狀表現。輕者妊高癥患者可能無任何癥狀或者會出現輕度的頭暈、輕度的高血壓、輕度水腫、輕度蛋白尿;嚴重的妊高癥患者常常為頭痛眼花以及惡心嘔吐,也有的重度患者會出現持續(xù)性的右上腹痛、血壓迅速并且明顯升高,蛋白尿增高,明顯地出現水腫,甚至會發(fā)生昏迷與抽搐等現象。
女性處于妊娠生理期的機體,因為母體與胎兒的生理生長需要往往會伴發(fā)高脂血癥[4]。所出現的高脂血癥一方面可以滿足母體自身的能量消耗以及胎兒的生長生理需要;另一方面還會帶來一些病理性變化。尤其是妊高癥的孕婦在體內生理與病理等復雜因素的作用下,其血脂與脂蛋白代謝會受到較大的影響。多年來,關于妊高癥孕婦血脂與脂蛋白水平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有的研究認為[5-6],孕婦在妊娠第13周的血脂就會顯著升高,TC水平可高達25%,TG水平則是正常婦女的2~3倍。也有研究認為[7],孕婦在妊娠期的TC、TG、LDL-C、HDL-C等水平會增長較快,在妊娠中期HDL-C水平能夠達到最高峰。該研究顯示,對照組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等指標的檢測值分別為(4.94±0.96)mmol/L、(1.27±0.51)mmol/L、(1.45±0.42)mmol/L、(0.75±0.34)g/L、(1.43±0.38)mmol/L、(1.22±0.36)g/L;研究組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等指標的檢測值分別為(6.34±1.06)mmol/L、(2.28±0.78)mmol/L、(3.43±1.02)mmol/L、(1.15±0.25)g/L、(2.06±0.67)mmol/L、(1.83±0.48)g/L??梢?,妊高癥孕婦TC、TG、LDL-C、apoB、HDL-C、apoA1等血脂與脂蛋白水平均高于正常婦女對照組(P<0.001)。該研究結果跟王永福等[8]人的結果一致。
HCT指標的降低多數見于貧血,HCT指標的增高多數見于脫水。HCT常常作為補液的依據與衡量血液流變學的指標變化,同時HCT檢查在臨床上常常借以了解妊高癥患者是否擴容及擴容效果檢驗的最佳方法。HC指標T常用來計算補液依據與血液流變學的指標,但是專門將HCT指標用于臨床妊高癥研究的報道尚不多見。有學者結合妊高癥臨床經驗,對妊高癥HCT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9],因為胎兒生長發(fā)育與自身營養(yǎng)供給不足等多種原因,孕產婦容易患生理性貧血癥狀(缺鐵性貧血),然而貧血會直接引發(fā)HCT不斷降低。該研究顯示,研究組HCT指標值為(33.14±6.33)%,對照組HCT指標值為(38.86±4.04)%,研究組的HCT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這可能跟妊高癥孕婦在妊娠期容易出現缺鐵性貧血,或稱作生理性貧血,而貧血的出現會引發(fā)HCT降低。
一般來說,對紅細胞壓積>35%的患者,予適當的擴容治療,原則上是在解痙的基礎上擴容,在擴容的基礎上脫水,利尿,視蛋白丟失及浮腫程度選用不同的擴容劑(全血,人體白蛋白,低分子右旋糖酥),并在療程后隨訪紅細胞壓積,通過合理的擴容治療。研究組有3例HCT水平大于35%,在臨床上均得到控制,治療后對紅細胞壓積復查發(fā)現恢復正常水平。HCT對妊高癥的診斷沒有特異性,不過關于HCT在妊高癥孕婦中的病理與生理等一些深度變化過程仍需要作進一步探究[10]。
近年來,人們對妊高癥發(fā)生機制尚未達成共識,目前存在幾種不同的學說,子宮胎盤床血管缺血就是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學說。此學說強調妊高癥跟急性動脈粥樣硬化發(fā)生息息相關。另外一個學說則認為妊高癥跟孕婦鈣鎂代謝存在必然聯系。該研究發(fā)現,妊高癥的血清鈣鎂離子水平明顯低于正常的孕婦。該研究顯示,血清鈣離子濃度降低與妊高癥的關系較密切。筆者認為,妊娠期的孕婦處于特殊的生理特征,母體這時期較易缺鈣,進而誘發(fā)血壓升高。鈉鉀泵與鈣泵在人體內的生理作用的發(fā)揮,往往是依賴鎂離子,而處于低鎂時鈉鉀泵與鈣泵活動受到限制,致使細胞內鈣發(fā)生堆積以及減少孕婦的細胞外鈣濃度,對血管平滑肌內的肌凝蛋白與肌纖蛋白產生激活作用引發(fā)收縮反應,使得孕婦血壓逐漸升高。而鎂的缺乏在孕婦鈣代謝紊亂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為此,在臨床上常用硫酸鎂對妊高征進行治療,并成為臨床首選的藥物。
筆者多年的預防妊高癥的體會是:積極建立及完善各級婦幼保健網:認真開展圍妊娠期與圍生期的各項保健工作;注重孕婦的健康教育,引導孕婦學習與掌握基本的衛(wèi)生保健知識,自覺定期到婦幼保健院接受產前檢查;應該全面指導孕婦科學飲食以及多加休息。
總之,很多學說證實,妊高癥的發(fā)生于急性動脈硬化存在關聯。鑒于此,通過妊高癥孕婦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紅細胞比積的變化,可以定量分析出患者抗御動脈硬化之保護機能的減弱程度。高度重視妊娠婦女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紅細胞比積的監(jiān)測,早期預防、診斷和治療妊高癥是圍產期保健與優(yōu)生優(yōu)育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筆者發(fā)現,隨著人們日常生活質量與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妊高癥孕婦HCT指標檢查的臨床意義與對妊高癥的經驗認識如今在發(fā)生著很大的變化;妊高癥孕婦比正常的孕婦而言更加容易發(fā)生血流變增高性的改變;為此HCT指標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示出妊高癥的病情輕重緩急的程度??傊琀CT聯合脂、脂蛋白水平在妊高癥診斷方面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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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心理咨詢師;個人經歷;內容分析;質性研究
中圖分類號:R749.055、C9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8)002-0152-05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Participants of Na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Examination
LI Qiang,XU Dan,GAO Wen-Jun
Psychology Research Centre of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Abstract】 Objective:To get the knowledge about participant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Examination (NPCE) for Licensure and Certification. Methods:Self-analysis report which was submitted by the participant of NPCE was analyzed with content analysis technique.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content and origin, all personal experiences were generalized and classified into ten clusters and thirty-six categories.Results:(1) Ten clusters were ranked by the descending of its frequency. They were occupational influence, model influence, family roles, distress of family members, frustration in school work, frustration in living, parent-child separation, family conflict, psychological or behavioral problem,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2)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nts between 30 to 39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age groups (6.5±2.9/4.3±1.9, 4.7±1.2, F=4.09, P=0.023).(3)Interaction effect was found between age and experience of family roles(Fisher's exact P=0.003), as well as age and experience of family conflict (Fisher's exact P=0.023); Diflerent rates of family expenenu were reported in dfferent age gooups(40,66.7%,Fisher's exact P=0.023).(4)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personal experiences.Conclusion:Disparity in concealing level created experience differences reported by participants of all ages,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occup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used the d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influenc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ersonal experi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of NPCE in China and abroad.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content analysis; personal experi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隨著我國心理咨詢職業(yè)化的起步,一大批人投身心理咨詢業(y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這些人想成為心理咨詢師?他們是否有什么獨特之處?國外有研究顯示,心理咨詢師在價值觀、需要、個人經歷等方面都存在與眾不同之處,他們可能看重職業(yè)所賦予的自主性[1];他們有被人需要、建立親密關系、照顧他人、產生控制和施加影響、為別人解答問題等需要[2]。也有研究發(fā)現心理咨詢師比平常人經歷了更多的心理痛苦,在童年時遭受過虐待,源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存在各種機能障礙、家庭暴力,父母未能承擔應盡之義務,自己或親屬曾接受心理治療。他們曾獲益于心理治療或良師(mentor)的引導等[3-6]。而目前國內對這一問題尚無研究結果發(fā)表,前期個案研究顯示心理衛(wèi)生工作者的從業(yè)動機與其個人經歷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7]。本文用二次文獻分析法開展了進一步研究。
1 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以2006年天津市報考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yè)資格考試(二級)的478名人員為總體,其中上半年150人,下半年328人。選取總體的10%作為此次研究的樣本,但考慮到所抽被試在綜合評審時提交的報告并非均為個人分析報告,根據多年評審經驗,在實際抽樣中將比例擴大為12%,以保證獲得10%的樣本量。抽樣分上、下半年兩次進行,具體方法為: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先將報考者按照考號排序,然后將其分成若干個抽樣單位,每個抽樣單位的樣本數不少于總體的12%,最后采取簡單隨機法(抽簽)選取其中一個抽樣單位作為樣本。共獲得樣本58人,其中上半年18人,下半年40人。剔除其中未提交個人分析報告的無效樣本6人,實際獲得有效樣本52人。其中男18人,女34人;50歲5人;職業(yè):教師16人,醫(yī)務工作者16人,心理咨詢員(三級)5人,其他(管理者、營銷人員、記者、學生等)15人。
1.2方法
1.2.1建立內容分析系統
1.2.1.1確定分析單位 在本研究中,描述或解釋研究對象時所使用的最小、最基本單位是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yè)資格考試的報考者。
1.2.1.2形成類目 由于國內尚無同類研究,筆者在參考借鑒國外相關研究結果的基礎上[1-6,11-13]采用了自下而上,以分析材料的內容為基礎的類目形成方法。具體過程如下:
第一步,閱讀所有分析材料,對報考者的個人經歷形成整體印象,將報告中涉及的所有個人經歷匯總,并初步擬定類目及標準;
第二步,從分析材料中隨機抽取9份,由三名研究者對照初步形成的類目和標準各自獨立編碼,然后討論、調整類目、修訂標準、再次試用……,反復修訂類目及標準,直至所形成之類目簡潔、準確、界定清晰,標準的定義客觀、操作性強,研究者之間觀點達成一致;
第三步,經多次討論,將內容相近或來源相同的個人經歷歸到一個大類中,最終形成家庭角色、家庭矛盾、家庭成員的遭遇、親子分離、心理與行為問題、生活上的挫折、學業(yè)上的挫折、人際關系問題、榜樣影響和職業(yè)影響等10個大類。經過這三步形成的分析系統即為正式分析的編碼手冊。
1.2.1.3編碼 三名編碼人員依照編碼手冊分別對52份個人分析報告進行編碼,凡個人分析報告符合某一類目的編碼標準即在編碼登記表相應的經歷上記1;反之,記為0。
1.2.2編碼者一致性信度
對三名編碼人員的所有編碼結果進行編碼者信度分析,信度系數為0.87。由此可知,分析系統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客觀性。
1.3 統計方法 用作統計分析的數據是綜合三份編碼數據得出的,即各樣本在每一經歷上的值取自兩名(或兩名以上)編碼者相一致的編碼值,依此來降低編碼的誤差。采用內容分析法,將文字的敘述性文獻轉化為定量的數據[8],進行描述性統計、卡方檢驗、對數線性模型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等。
2 結 果
2.1心理咨詢師職業(yè)資格考試報考者個人經歷內容分析結果
表1顯示,報考者的個人經歷按照其在樣本中出現的頻次排序依次為:職業(yè)影響、榜樣影響、家庭角色、家庭成員遭遇、學業(yè)挫折、生活挫折、親子分離、家庭矛盾和心理及行為問題、人際關系問題。這10類經歷主要集中在個人、家庭以及社會三方面。
2.2不同年齡、性別報考者的個人經歷差異比較
表2顯示30-39歲報考者的個人經歷類目總數顯著高于40歲組,后兩組間差異無顯著性;在所有經歷大類中,三組之間僅在家庭角色和家庭矛盾兩類經歷上存在顯著差異。對數線性模型分析顯示在是否報告家庭角色經歷上,40歲組的人次分布與期望次數有顯著差異,前者未提及家庭角色經歷的人數較多,而后者提及家庭角色經歷的比例較高;30-39歲報考者在報告中陳述家庭矛盾的人較多。偏關聯檢驗發(fā)現,即使排除性別和職業(yè)兩因素的作用,年齡與家庭角色、年齡與家庭矛盾的交互作用仍然存在(Partial χ21=13.43,P=0.001;Partial χ22=12.58,P=0.002);不同性別的報考者之間在各類經歷上均無顯著差異(均P>0.05)。對數線性模型分析的偏關聯檢驗顯示性別的主效應雖顯著(Partial χ2=5.00,P=0.025),但性別與經歷間并不存在交互作用。
2.3不同職業(yè)報考者的個人經歷差異比較
不同職業(yè)報考者在職業(yè)影響上差異不顯著(確切P=1.000)。
3 討論
3.1報考者個人經歷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30-39歲報考者在個人分析報告中所陳述的個人經歷種類要顯著多于其他兩組,年齡與所報告的經歷種類呈倒U型關系。這一結果與通常認為的經歷隨著年齡增長而遞增的常識有出入??赡苁怯捎诓煌挲g人群在掩飾性上存在差異所致。>40歲的報考者掩飾性更高,更傾向于表現出符合社會期望的方面,而隱藏不好的一面。在撰寫個人分析報告時,>40歲的報考者對一些違背社會期望、影響自己形象的經歷避而不談,如家庭矛盾這一尖銳和敏感問題,他們均未在個人分析報告中提及。而對于家庭角色這類不與道德評價直接相聯系的中性經歷,他們就未出現上述的掩飾行為。但這一觀點仍需后續(xù)研究的驗證。在家庭角色大類中,包含了身為長子或長女、承擔生活重擔、為人父母三種經歷,無論從報考者出生的時代背景,還是人正常的生理和社會發(fā)展來看,這類經歷的出現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
3.2我國心理咨詢師報考者與國外心理治療師個人經歷的異同
從我國心理咨詢師報考者的家庭情況來看,他們中有人是家中的長子或長女,自幼就幫父母照顧弟妹或承擔繁重的家務勞動;有人不得不長期照顧患有心理疾病或嚴重軀體疾病的親屬。這都是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的標志。親職化是指在家庭互動模式中,兒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承擔原先應當由父母所應提供的角色與責任[10]。Fussell發(fā)現與物理學家相比,心理治療師童年時更多地經歷親子角色的倒置[4]。Maeder也提出心理治療師曾是父母的照顧者,只有在提供溫暖和情感撫慰時才能夠獲得同樣的情感回報,他們對于自我概念的價值評價大都源自幫助和照顧他人,因此他們經常通過助人這一途徑來尋求自我肯定和親密情感[11]。
心理咨詢師報考者的生活常充滿了挫折與坎坷,他們的身體、心理可能具有某種障礙或缺陷,抑或在生活或學業(yè)上遭受了重大打擊;另外一些傷害則來自他們糟糕的家庭環(huán)境和不良的人際關系。有的家庭成員之間存在形式、激烈程度各異的沖突;有人則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出被動、回避、退縮或易起沖突。這也是為什么在國外的相關臨床文獻中,他們常常被稱為“負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s)”[11],那些挫折經歷和帶著傷疤的情感痛苦似乎能增強他們理解他人和共情的能力[12]。
本樣本中67.3%的報考者在報告中都強調了榜樣的影響,他們的“榜樣”或是文藝作品中的角色、社會及歷史上的知名人物,或是身邊的某位好老師,又或者是有幸結識的心理衛(wèi)生工作者。Henry及其同事指出,這些角色有的激勵他們不斷前行,有的被他們視為追隨的目標[13]。
除以上的相同點外,表2所列的某些經歷是我國心理咨詢師所特有的,包括:為人父母、由祖輩帶大、高考失利以及職業(yè)影響。這些經歷或與我國心理咨詢職業(yè)化道路直接關聯,或以我國的傳統文化為基石?!盀槿烁改浮迸c“職業(yè)影響”中的各種經歷,凸顯了我國心理咨詢職業(yè)的特殊性。我國心理咨詢的職業(yè)化剛剛開始,行業(yè)門檻較低,日漸壯大的咨詢師隊伍中相當一部分成員來自與心理學相關的各行業(yè),如教育、醫(yī)療、管理等。這與西方心理衛(wèi)生工作者的培養(yǎng)模式完全不同[14]。我國心理咨詢師準入人群表現出兩方面特征:年齡跨度大,報考者從二十幾歲至五十多歲[15,16];在職業(yè)經歷方面較國外同行豐富,即報考者參加心理咨詢培訓前大都具有從事其他職業(yè)的經歷。因此,一些報考者或出于教育子女的需要,或因先前職業(yè)的影響來學習心理咨詢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祖輩帶大”是我國家庭教養(yǎng)方式的一大特點,既有父輩工作壓力大無暇顧及子女等現實原因,也與我國傳統文化所塑造的以緊密聯系的擴大家庭為主體的家庭結構有關。幼年子女與父母長期分離,不僅妨礙親子間正常依戀關系的建立,繼而還會影響其成年后的人際交往方式及職業(yè)選擇[17]。
高考失利給當事人心理上帶來的挫敗感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壓力絲毫不遜色于童年期遭受的各種不幸[18]。從應激的角度看,高考受挫的個體投身心理咨詢行業(yè)的行為作為一種應對方式,也是源于自助或補償的需要[7]。
通過與國外研究的比較,發(fā)現在國外研究中揭示的某些現象在本研究中并未出現。如遭受虐待。在報告中,很少有報考者提及自己有受虐經歷,即使在敘述家庭沖突或家庭暴力時稍有暗示,也表述的極為隱晦,無法判斷是否被虐待,更未發(fā)現待個案。而國外的研究結果與此不同,Elliot等研究發(fā)現從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女性比其他職業(yè)女性遭受待的比例更高[5]。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樣本數量偏小,未能涵蓋可能的全部情況;也可能是因為該經歷高度隱密且不光彩,加之研究所選材料是提交評審的自我報告,不能排除報考者出于心理防御和印象整飾而刻意隱瞞的可能。
3.3本研究的不足
由于研究材料的特殊用途決定了其內容難以盡含撰寫者的全部個人經歷信息,報考者出于印象整飾等目的可能隱瞞一些重要經歷,這就使得在得出研究結論時不夠全面:按照報告的撰寫要求,報考者所陳述之經歷須為其個人成長或從事心理咨詢有著重要影響的個人經歷。但無法做出個人經歷與選擇心理咨詢職業(yè)動機二者之間必然聯系的推斷,更無法建立某種經歷與某一動機之間的因果性聯系。需進一步深入探討;由于本研究僅與國外同一職業(yè)群體的研究進行比較,而未與國內其他職業(yè)人群的同類研究作對照,因而僅能發(fā)現文化因素的影響,卻無法揭示職業(yè)因素的作用;本研究樣本代表的是心理咨詢師職業(yè)資格考試報考者,目前國內的研究也多以這一群體為研究對象,但心理咨詢師考試報考者并不等同于獲得職業(yè)資格的心理咨詢師,且其獲得職業(yè)資格后也未必一定從事心理咨詢工作。因此,以前者為對象的研究能否推論到后者?報考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職業(yè)心理咨詢師?仍是尚待考察的問題。
致謝:感謝天津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職業(yè)技能鑒定中心對本研究的支持!感謝樊倩倩、佟晶同學在本研究中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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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背景
本次調查旨在養(yǎng)成學生文明禮儀規(guī)范,營造和諧文明的校園氛圍。這個調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同學們的行為習慣基本情況,然后我將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
二、調查目的
通過調查,了解學生行為習慣情況,為以后的引導提供合理的數據分析。
三、調查方法
調查問卷
四、調查過程
本次調查發(fā)放問卷的對象是五二全班學生,發(fā)放問卷的30份,分兩次發(fā)放,回收30份,有效數量為30份,回收比率100%。
五、數據匯總
2.學習習慣優(yōu)秀38%良好53%一般7%不良2%
3.道德品質優(yōu)秀64%良好35.4%一般0.6%不良0%
4.勞動習慣優(yōu)秀36%良好53.5%一般9.5%不良1%
5.衛(wèi)生習慣優(yōu)秀48.3%良好25.9%一般20.8%不良5%
六、結論
1.學生規(guī)則意識的自主構建日趨成熟。學生所處的人際關系環(huán)境有待改善。
2.影響學生規(guī)則習慣有效形成的情緒因素占主導。
3.學生規(guī)則意識、規(guī)則情感和規(guī)則意志等心理品質的深度生成。因而在培養(yǎng)學生規(guī)則意識與良好習慣工作中時常出現令教師非常尷尬同時也是非常困惑的局面。
4.學生遵守規(guī)則的行為呈現出被迫性特征,即便在遵守規(guī)則有一定自覺性的同學身上,也因為有時某種關系環(huán)境的偶爾“失和”,出現令人匪夷所思的違反規(guī)則行為問題
5.由于受到各種情緒障礙的困擾,有近6%的學生出現了行為的偏差,概括表現為“攻擊性行為、任性、自私、孤僻、注意力分散、意志薄弱”等不良的心理傾向,他們規(guī)則意識非常淡薄,非規(guī)則性行為時有發(fā)生,對學生規(guī)則意識與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yǎng)產生著不利影響,成為學校德育教育有效性、針對性和整體質量進一步提升的瓶頸。
6.以上調查分析反應,大多數學生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壞習慣,高年級學生自私,散慢,自理和自控能力差的形狀令人堪憂。
二O一二年三月
微信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進入人們生活,對其用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對不同年齡層的微信使用情況進行抽樣調查,經數據分析,得出微信對人際關系的影響體現在強關系溝通深化、弱關系溝通廣泛、間接隱蔽性高、溝通技巧缺失及自我實現和滿足意識強烈。對思維方式的影響體現在思維碎片化、深刻性與差異化、多跨度批判思維及思維交互互補。借此結論對開發(fā)商的平臺構建提供借鑒,對用戶的使用提出積極建議。
關鍵詞:
微信;人際關系;思維方式;調查研究
引言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fā)展,無線通訊技術以其便捷廣泛性催生出以微信為代表的移動社交軟件的,并迅速獲得市場。據統計,自微信誕生以來,用戶數量已經突破6億,且每月活躍的用戶已達到5.49億[1]。越來越多的用戶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社交網絡,一方面,微信的使用者作為核心主體參與著系統各個功能的實際使用。另一方面,微信作為一種社交工具,其廣度深度大到足以影響人們的人際關系和思維方式。本論文從用戶角度出發(fā)采用調查問卷和實證分析的方法,進行了問卷設計和數據收集,分析樣本數據,得出各影響因素與用戶使用的關系及其表現形式并最終分類匯總出微信對于人際關系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分析所得出的結果不僅能夠促進社交媒體對于使用群體產生正面作用提供幫助、負面影響抑制和控制,也能夠為廣大用戶更加系統有效的趨利避害提供參考和依據。因此,此次研究亦具有較強的實際意義。
1、研究方法與研究方案
1.1調查研究方法
針對微信使用的實際問題,主要運用問卷調查來獲取數據,鑒于調查范圍較廣人員分布密集,為確保數據的有效性,問卷一部分為線下投放一部分為線上投放。同時由于微信用戶使用的年齡界限分明,該調查抽樣基于年齡段分層抽取并且針對不同使用比例調整了分配方案,以此來體現問卷的完善性。后通過回收問卷獲取原始數據,進行數據分析把信息整合成對應問題的實質原因并匯總。針對網上的部分調查問卷,依據了其后臺的數據庫分析的結果,綜合以上得到了分析的結論。
1.2研究方案設計
本次的調查問卷發(fā)放形式主要包括紙質問卷,以及部分網絡問卷。紙質問卷主要依托隨機抽取的部分單位和學校等下發(fā),單位按照等級平均抽樣,按照年齡、薪資水平的相應比例進行問卷發(fā)放。期間共發(fā)放問卷500份,其中包含紙質問卷300份,回收297份,有效問卷292份;網絡采集問卷200份,有效問卷196份。問卷綜合有效率為97.6%.
2、結果與分析
2.1調查結果
在所有被調查者中,擁有微信賬號的比例高達89.7%,對于尚未擁有微信賬號的被調查者主要是年紀較大者,其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和運用程度還有待提高。對問卷進行分類整理得出微信的用戶年齡分布圖,圖1可明顯看出微信使用者的微信在(18~40歲)年齡段中高度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青年人使用微信已經成為了大勢所趨。鑒于溝通方面,92.1%的被調查者表示微信溝通占了平時溝通的時間,對于部分年輕人尤為嚴重,這一狀況對溝通技巧的缺失起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同時對溝通的主要對象進行了調查(如圖2),發(fā)現微信的溝通圈主要還是親人朋友等親近關系,其比例占到61.9%,同時相比較其他溝通方式,微信在陌生人方面也有一定的擴展。體現了強溝通和弱溝通的結合。在此基礎上,對微信的使用時間和頻率進行調查(圖3和圖4),有超過半數微信使用者表示平均每天的使用次數在10次以上,而每次的時間并不長主要分布在30分鐘以內。得出了微信使用的高頻率低時間的特征。正是這樣的特征造成了被調查者表示時間的碎片化和獲取知識的零散碎片化。微信作為社交軟件,其最大的特征添加了眾多新穎的互動開放共享性板塊。但是其還是針對網絡上不特定人的聯系,尤其是“搖一搖”,“附近的人”,“漂流瓶”等功能使安全性難以保障,78.4%的人表示微信的安全有待提高,對微信支付的安全也提出了建議。確定了溝通對象后,又對溝通的具體情境(最多三項)進行分析,平時的溝通占據最多的比例,由圖五看出微信與用戶平時生活聯系更加緊密,同時被調查者表示在開心時與大家分享和心情抑郁占據了第二大部分,一方面表現出大家的表現與自我滿足欲望強烈,也反映出微信在心理方面彌補了平時溝通的不足.對被調查者面對信息的態(tài)度方面調查,74.1%表示接觸的信息多樣,來自自己的親朋好友、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公眾號,甚至來自于陌生人等不同的社會群體。面對眾多信息,人思維的深度也會發(fā)生變化,越來越多的青少年思維成熟的越早。隨之而來,不同人的性格、認知等差異,交友圈的差異等因素也讓人思維的差異化越來越大。鑒于時間和地理位置差異跨度延伸,被調查者表示批判性思維也會突出,82.3%的被調查者表示面對一些信息不會馬上接受而是會與大家溝通,思維交互互補得以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批判性接受。
2.2分析與討論
2.2.1微信對于人際關系影響
(1)強關系溝通深化
微信在推出時就基于強關系構建,它的好友建立首先是基于QQ和通訊錄的好友[2],在中國這個強關系網絡下,依托微信的便捷和廣泛性,大大加深了溝通的數量和頻率,朋友圈功能、互相之間的問候和紅包也讓強關系互動性增強。關系趨于強弱之間的人群也進一步擴展,變得緊密[4]。
(2)弱關系溝通廣泛
微信在弱關系方面構建溝通網絡體現在,“附近的人”功能從地理近距離出發(fā),尋找自己生活圈相近的人進行溝通,擴展自己的交際圈。而“搖一搖”打破了地理距離的局限性,在無限地理距離擴展自己的交際圈。這一新穎的方式豐富了交友的偶然性,弱溝通的廣泛性被無線擴大[3]。
(3)間接隱蔽性高
調查中得知,雖然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在微信中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地理位置等信息,但是“附近的人”功能卻把真實位置暴露,更有保護意識差的用戶在朋友圈圖片中暴露信息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在虛擬的互動溝通環(huán)境下,極大增加了溝通的隱蔽性,隨之而來的安全問題也會凸顯出來。
(4)溝通技巧缺失
多數用戶表示,微信占據了生活溝通的絕大部分,尤其學生表示不愿意和別人實際溝通,一些本可以語言溝通的情況也依賴微信。雖然微信支持語音通話功能,但由于不同步的問題始終無法等同于人際交流關系,人際交流并不完全是虛擬平臺上進行的,微信平臺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弱化了人們實際溝通能力。
(5)自我實現和滿足意識強烈
微信的使用者以中青年人為主,,微信大大迎合了其自我意識比較強烈這一心理,調查中多數人表示朋友圈中絕大多數是自我炫耀為主,把自己的見聞表現給大家觀賞來獲得自我滿足和評論,游戲中心等比較的板塊更是自我實現的平臺,有相當一部分人為了秀排名而努力的刷成績,也是一個突出表現。
2.2.2微信對于思維方式影響
(1)思維碎片化
微信的使用時間不長但是頻率高,造成了時間和信息的碎片化,用戶從微信上獲取的知識沒有具體的聯系性,破壞知識和認知的主體性,不利于整體性思維構建。使信息量大為增加但是人的思維并沒有廣泛的統一起來[5]。僅僅是單純的在腦海中形成碎片,沒有形成網絡體系,這些信息不久就會丟失。
(2)深刻性與差異化
用戶能從不同的渠道接觸大數據來獲取知識,擺脫了特定空間與地域、年齡和層次,認識得到深刻化。但是由于不同人認識角度的規(guī)律,對于知識的接受程度不同,接觸的人和信息復雜多樣、觀點的褒貶不一,造成了思維整體的差異化。
(3)多跨度批判思維
微信中你可以在自己的小溝通圈也可以關注不同的企業(yè)群體的公眾號也可以尋找志趣相投的人來獲取信息,跨域了時間和地理的差異。在面對眾多的良莠不齊的信息可以通過多渠道進行多維度的思考,對信息的真實合理性也可以有自己獨立的認知和批判。
(4)思維交互互補
微信作為社交平臺,其溝通的本質是交互。越來越多的人利用微信把自己的想法單獨或群組出來,不同的好友可以進行評價和交流,給個人意見和結論也會形成一定的影響,以此優(yōu)勢互補,完善自己的思維想法[6]。
3、結論
微信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的功能極大地拓展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可能性,不僅僅是親朋好友之間,更是互不相識的人之間。強弱溝通關系等進一步擴展加強,獲取知識也更加廣泛多維度,認識能力、鑒別能力和交互能力有很大提高。自我表現的心理得到滿足。但另一方面其間接性和隱蔽性也帶來安全隱患,溝通技巧的缺失,思維的碎片化也不容忽視。微信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下的工具,我們要對其合理運用,趨利避害。微信的積極意義都是無法否定的。應當盡可能地抑制微信負面影響,使其更好的服務用戶,才是追求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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